略论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曾明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5 04:33:33 浏览: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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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
曾明生
内容提要： 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是指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体系的构造、机能和相互关系。笔者在探究该种机制的基本原理后，就我国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提出了若干完善意见。
关键词： 少年犯罪 刑事一体化预防 预防机制
预防少年犯罪应实施综合预防和治理的方略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在寻求优化配置刑事预防资源的适当方式，寻找刑事预防与非刑事性预防（如社会预防、治安预防和情景预防等）之间恰当的结合处和结合度，以便提高（少年犯罪）刑事预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仍应有所作为。基于此，对少年犯罪在综合预防的框架下实行刑事一体化预防实属必要。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是指以刑事一体化的方式预防少年犯罪，以提高少年犯罪刑事预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主旨仅在研讨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的运行机制。
一、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的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机制”有四种含义：一指“用机器制造的”；二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三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而更合本文语境的是第二、三种含义。因此，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就是指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体系的构造、机能和相互关系，也即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笔者认为，这里用“机能”取代“功能”更为准确，因为功能与作用是有区别的，机能是功能和作用的统称。
二、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的展开
鉴于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是指这一预防体系的构造、机能和相互关系，其预防机制的展开因而包括构造、机能和相互关系三方面内容。
（一）预防机制的基本构造
关于“少年犯罪”中的“少年”，各国规定不一。我国学界也有不同认识。本文所称“少年犯罪”特指年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而“刑事一体化”是我国学者储槐植先生提出的一种实现刑法最佳社会效益的战略思路。刑事一体化强调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多将“刑事一体化”集中在“刑事（法）学科一体化”的层面来理解和研讨，并且有时明显带有“刑法中心主义”的色彩。笔者认为，“刑事一体化”不能仅限于刑事学科一体化的层面，而应扩展到刑事法律一体化和刑事活动一体化的界面。如此，刑事学科、刑事法律以及刑事活动的一体化才构成完整意义的“刑事一体化”。据此，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的结构可以分层研究，它可从刑事学科、刑事法律以及刑事活动的视角分别考察。可将该种预防体系的构造分为：少年犯罪刑事学科一体化预防体系结构、少年犯罪刑事法律一体化预防体系结构和少年犯罪刑事活动一体化预防体系结构（以下依次简称为“学科结构”、“法律结构”和“活动结构”）。当然，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还需在某一年龄区所限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我们姑且称之为少年犯罪的刑事年龄结构（以下简称“年龄结构”）。可见，少年犯罪刑事一体化预防机制的基本结构主要涉及上述四个方面。有关各个结构的基本内容，将于下文论及结构机能时一并论述。
（二）基本构造的机能
一般而言，机能受事物的结构特征影响，不同结构可能生成不同机能。于是，以下将根据四方面结构逐次就其机能加以研讨。
1、学科结构的机能
少年犯罪预防的学科结构是散见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行刑学等刑事学科之中有关少年犯罪预防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果之整合。这些学科关于少年犯罪预防的份量不一，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程度也可能因人、因时、因地、因事有别。其实，称之为“少年犯罪刑事学科一体化预防‘体系’”是从应然角度而言，实然状态也不无各自为政之事实。所以，它的功能与作用不无缺陷。换言之，它有正功能和积极作用、负功能甚至零功能和消极作用（副作用甚至没有作用）之分。各国少年犯罪预防的学科结构存在差异，故其机能也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推断，一体化程度越高，体系性越强，内耗愈少，功能与作用的威力则愈大。
2、法律结构的机能
少年犯罪预防的法律结构应由分散在类似《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等法律中的相关条款或综合在一些类似《少年法》（如德国《少年法院法》、埃及《青少年法》和日本《少年法》等）之中的法律条款组成。我国立法体例是分散型立法，涉及预防少年犯罪的规定被散置在有关法律之中，大致包括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至四十八条，刑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一百五十二条以及监狱法第三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等相关内容。当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是相对集中的细化规定。而国外，许多国家采用综合型立法，如德国《少年法院法》将程序法与实体法融合一体；也有的国家的立法属相对集中型，如俄罗斯分别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用专章对少年犯罪的罪责刑等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也不排除国外有分散型立法例。
当然，不同国家少年犯罪预防的法律结构不同，其机能因而也有很大差异。以德、日为代表的综合型立法，将程序法与实体法融合为一体，其积极面是少年犯罪刑事法律之间的比对和关联及操作性强，消极面是因法律较细致而一般人不易记忆，甚至还因少年法从原刑事法典中相对独立出来而略损原刑事法典体例上内容的完整性（尤指大陆法系国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相对集中型立法，分别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用专章对少年犯罪的罪责刑等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其积极面是兼顾刑事法典体例上内容的完整与少年犯罪刑事法律之间的比对、关联及操作性，但消极面是法律较细致而一般人不易记忆及少年犯罪刑事法律的体系较综合型立法差。
我国分散型立法的积极之处在于，保持了刑事法典体例上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简洁好记；但消极之处也显而易见，即我国少年犯罪刑事法律之间的比对性、关联性及操作性较差，致使为加强操作而相对集中且繁多的司法解释的粉墨登场无可避免，最终致使一般人在了解少年犯罪的刑事法律时只是一知半解。
3、活动结构的机能
笔者认为，广义的刑事活动包括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以及相关的刑事学术研究活动。而刑事活动一体化，就是有关刑事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体化，它涵括刑事学科一体化、刑事法律一体化以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等活动内容。少年犯罪的刑事活动一体化预防体系，显然是整合上述所有涉及少年犯罪的刑事预防活动。既有学科预防活动，又有法律预防活动，还有其他相关刑事预防活动（如司法及行刑处遇中的预防等）。但是，各国预防结构的样态复杂，形式各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少年犯罪预防之活动结构的机能各有千秋。与前述刑事学科和刑事法律方面区分正、负、零功能和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一样，少年犯罪预防的活动结构的机能，也是一切刑事预防活动机能的综合，因此，它也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关键在于，这不是其内部各类结构机能的机械相加，而是相互结合或相互排斥、相互抑制的产物。对此，本文将在“相互关系”部分进一步论述。
4、年龄结构的机能
汕头市禁止在特区内生产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市禁止在特区内生产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汕头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防治噪声和大气污染，创造良好的生产、工作、教学、科研和生活环境，避免火灾、爆炸等各种灾害事故的发生，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汕头经济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包括机关、部队、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内联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户等）和个人（含临时外来人员），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公安局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工作。
各级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助公安机关实施本规定。
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管理区、村民委员会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本规定在其区域内的贯彻实施工作。
第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特区范围内生产、储存和销售烟花、爆竹。原有的生产、储存、销售烟花爆竹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有效期至1992年11月30日止。
第五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特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
第六条 需经特区转口的烟花、爆竹，货主或承运者必须向市公安局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由市公安局发给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方准将烟花、爆竹运进特区。非经批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外地贩运、携带烟花、爆竹进入特区。
第七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乘坐车、船、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在托运行李和由寄包裹时夹带烟花、爆竹。
第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四条，在特区范围内生产、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除没收其烟花、爆竹、生产工具及非法所得外，同时对单位负责人和行为人处以一千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治安拘留。
（二）违反本规定第五条，属单位在特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对单位直接责任人、批准人，分别处以一千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治安拘留；属个人在特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对行为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五百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治安挽留。
（三）违反本规定第六条，将烟花、爆竹运入特区的，除没收其烟花、爆竹外，对货主或承运者处以一千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治安挽留。
第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由民航、交通、航运、邮政等部门按各自职责依法处理。
第十条 违反本规定生产、销售、燃放、运输、携带、托运或夹带烟花、爆竹，造成火灾、爆作事故、人员伤亡、财物损失的，对责任人或行为人除按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处罚外，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并责成赔偿经济损失；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人未满十六周岁或者十六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周岁而个人没有经济收入的，对其罚款或应由其负责赔偿损失的款项，由其抚养人或监护人承担。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人均可以劝阻；劝阻无效的，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对举报有功人员由公安机关给予奖励。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1992年12月1日起施行。本市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1992年9月2日
［内容提要］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姓名权方面的纠纷不断增多,其重要性也将不断凸显。由于我国目前民事立法中有关姓名变更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公安机关在日常户籍管理中因公民申请变更姓名而与之发生的法律冲突日益增多。因此，亟待加强姓名权的立法，依法规制和保护公民的姓名变更权，以全面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自然人是否有权任意变更其姓名，是一个属于公法范畴的问题。但同时，姓名的取得和变更又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私权，应受私法的调整。笔者认为，在私法已对姓名变更权予以肯定的情况下，亦可以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公民行使姓名变更权作出一定限制，但限制应当遵循合法与合理的原则。坚持合法的前提即意味着对姓名变更权的限制应当有立法规定，这一立法必须公开透明；坚持合理性原则则表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任何限制权利的规定都应当有合理的立足点。
一、姓名变更的原因及种类
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上个人的喜好不同，现实生活中更名改姓的现象已经很平常。
在当今社会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自主决定更名改姓，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为了方便生活、学习、工作而变更姓名，如一个在单位上班，叫同一个名字的人有三四个，很是不便，为此，而变更原来的姓名；
二是基于认祖归宗，如本人或者其长辈原来被异姓人收养而改姓，现在又想认祖归宗而改回原姓；
三是由于迷信，认为自己的姓或者名不好听、不吉利，意图通过更名改姓给自己带来好运；
四是通过更名改姓过到一种非正当的目的，如通过更名改姓逃避法律的制裁。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人来说，其更名改姓原因大多基于父母，特别是由于离婚而引起的未成年子女更名改姓更是与日俱增：
一是出于生活学习的需要。现实生活中，为孩子起单字名的现象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同名同姓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有利于孩子的生活、学习以及将来的工作，而为未成年子女变更姓名；
二是为了维护家庭生活的需要。现实生活中，离异的双亲往往会选择再婚，特别是母亲一方带未成年子女再婚，往往会造成一家三姓，当继父在社会生活或者孩子在学校中被不知情的邻居、同学或者老师问到为什么时，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三是出于报复心理。有的女当事人认为前夫传宗接代思想严重，所以要给小孩更改姓名，让他家“断子绝孙”，仿佛更改子女姓名之后，子女与另一方的关系就不复存在了；有的男当事人原是“招女婿”到女方家落户的，子女原是随母姓，离婚后孩子判归自己抚养，便将孩子变更随父随了，让女方家原想通过招女婿，续“香烟后代”的理想破灭；
四是寻求心理平衡。有的因为对方有过错而离婚，无过错一方因为心理失衡，便随意变更子女姓名；
五是由于被收养。未成年子女被依法收养，未成年子女与送养人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依法解除，而与收养人之间建立了父母子女关系。收养人基于收养而变未成年子女的姓名；
六是非婚生子女被生父认领。由于非婚生子女的特殊性，一般来讲，出生后会随母亲姓氏，在不知其生父的情况下，可能不存在被认领问题，而在其生父认领时也会存在为其更名改姓的问题。
二、姓名权变更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基本法关于姓名变更权立法的缺漏和滞后，在实践中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已经反映出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 引起权利的滥用
一些人认为，既然姓名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格权，法律对如何变更姓名又无明文限制，怎么改名当然就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决定，外界无权干涉，公安机关对于改名申请应当核准而不得拒绝。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的姓名是与其所进行的经济或其他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18周岁以上的成年公民，改名往往会对其原有社会关系产生较大影响，如婚姻家庭关系、人事档案、银行账户、信用证存储信息、房屋产权、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都要做相应更改。更严重的是，一些为了逃债而改名的人改名后，会给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带来极大不便，一些为了逃避刑罚制裁而改名的人改名后，则会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极大障碍。所以，从便于公安户籍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看，应对更名权进行合理规制。
?????（二）造成权力的错位
????公民姓名变更问题不仅涉及公民的民事权利，也与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密切相关。民事法律对姓名变更的“规定”长时间缺位，给作为户籍管理主管机关的公安机关带来很大的影响，致使公安机关无法“依照规定”为申请公民办理姓名变更手续。为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解决姓名变更的法律规定缺漏问题，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在实践中都相继出台了一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对变更姓名行为进行规制。然而，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这些规定都不属于《立法法》上所述的“立法”行为。因此，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对姓名更改权进行限制的规定属于“立法上的错位”，对外当属无效。同时，姓名变更权是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之一，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一般应由法律加以规定。即使是考虑到我国法制进程的具体情况，至少也应当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户籍管理主管机关对公民姓名变更进行限制，在执法中有公权力过度扩张之嫌。
????（三）自由裁量的失准
由于公安机关对是否同意变更姓名的把握依据的是公安机关内部的规范，因此，事实上公安机关对姓名变更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允许变更姓名完全由公安机关掌控。如果公民姓名中有生僻字，在公安机关户籍管理计算机信息录入时发生障碍，公安机关会极力劝导相关公民变更其名字，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变更姓名的请求。而对于户籍登录中没有录入障碍的当事人要求变更姓名的，一般均须具备“特殊情形”，如妇女去掉夫姓、僧道人员还俗、姓名含有冷僻字的、谐音不符合公序良俗以及收养关系成立或解除等。至于没有特殊的申请理由要求变更姓名的，公安机关均从严控制，一般不予同意变更。所以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但由于公安机关的强势地位，地方法院在审理姓名权变更的行政争议案件中一般都出于维护稳定的大局，优先考虑维护公安机关的权威，致使行政救济途径对当事人而言徒有形式。
三、完善姓名权变更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