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档案法制化建设的现状与对策/张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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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被执行人执行财产豁免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概括性，对执行实践的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执行人员在实践中的解读不同而执行方式不同，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利。
1、立法的滞后
现行法律在《民事诉讼法》第222条和第223条有关于执行豁免的原则规定，而《民事诉讼法》是1991年4月施行的，直到最高院的《查封规定》于2005年1月1日实施，才首次对执行豁免制度作了部分细化，当然其间还有散见于实体法、行政法规、政策性文件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针对具体案件的答复。即便如此实践中已普遍实施的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执行豁免的内容仍未在《查封规定》中予以确认。
2、法律规定的笼统
《查封规定》虽较《民诉法》的规定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下列问题:(l)是对自然人规定的豁免条款多，而其它主体规定得太少或几乎没有，例如，对被执行人是法人的执行豁免范围在《查封规定》中几乎未作规定;(2)是被执行人所扶养家属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没有确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家长以外的人都叫家属。现代意义上的家属是指一个家庭内共同生活的亲属而言的。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家庭将会增加，家属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通过立法来确定，进而才能对执行豁免的范围作出确定;(3)是有关“必需”的界定范围太狭窄或者根本没有界定。《查封规定》中的生活必需品列举了衣食住行等物品，对享受精神食粮的物品、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豁免的期限均无规定;生活必需费用仅规定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依标准确定，但国务院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是针对城市居民的，广大农民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再则教育所必需品以完成义务教育为限，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一个人义务教育年限为九年，大致初中毕业，然而，如要完成高中或高中以上学业，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所需费用更多，豁免年限显然太短;反之，如被执行人所扶养家属在费用明显高于公立学校的学校(如所谓的贵族学校)就读，就读费用通过对被执行人财产的豁免予以保障，又显然不妥;(4)是现有法律既然规定执行标的包括财产和行为，但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执行标的，对不能成为执行标的行为进行豁免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规定;(5)现行法律无执行时间豁免的规定，相反，诸如“零点执行“、“夜间执行”的所谓暴风骤雨式的执行方法，却成为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执行的主要方法。。
3、程序价值的缺位
在我国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执行财产豁免的程序性设置，大多数被执行人并不知晓有执行财产豁免权，而在强制执行中又没有明确释明义务人和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启动程序、救济途径等，被执行人他谈何去主张执行财产豁免权和请求救济呢？从而使一些确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得不到执行豁免保护，危及了社会的安定。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张碧波


　　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是否适时适度，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整体效果，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高效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政策概说
　　刑事政策是随着国家、阶级、犯罪、法律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悠久的历史，但“刑事政策”的提法是近代才出现的。笔者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基于本国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科学分析，依据本国犯罪态势制定的，依靠其权威推行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的总称。
　　刑事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合宪性。刑事政策必须符合国家宪法，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它的制订必须以遵守宪法为前提，体现宪法精神。二是导向性。刑事政策反映国家对付犯罪的意志倾向，体现国家的刑事立法精神、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趋势，是指导和调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准则。三是宏观性。刑事政策主要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运作提供宏观性的方向指导和工作思路，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依据只能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刑事政策不能代替刑事法律。四是开放性。刑事政策是一个相对活跃的动态的开放系统，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吸收外界信息、不断适应和影响民主法治进程的过程，一个不断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内部结构的过程。五是综合性。刑事政策主体和载体的层次性、对象和目的的双重性、种类和手段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的综合性。六是时段性。刑事政策受所处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受社会环境和犯罪态势的制约，不同生产力条件下调处社会矛盾的手段不同，因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背景下防治犯罪的方略也有不同，表现的刑事政策也就有区别。
　　刑事政策有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之分。基本刑事政策是由国家或执政党制定的，对一切犯罪及其他有关危害行为做斗争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针、策略和准则。它能够长期指导全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其他有关活动，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的重要指导作用。如我国一直奉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就是基本的刑事政策，它具有三大特性即稳定性、广延性、主导性。具体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制定的，针对特定时期、特定犯罪态势及其危害行为的方针、策略和准则。它具有短期性、局部性的时空特点。如1983年以来的“严打”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坚持“从重从快”、“从重从严”的方针，都属于具体刑事政策。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要做好刑事执法工作，必须要正确掌握和运用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从目前的犯罪形势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来看，我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犯罪总量持续上升，重大犯罪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突出，严重威胁了社会秩序，也使社会公众的安全感降低；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刑事积案上涨，监狱的拥挤程度加剧，重新犯罪率上升，一些罪犯出狱或假释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如果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不对某些轻微犯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刑事司法系统也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从重打击”的单向运行，只会导致刑法的过分张扬；而一味地轻缓又会造成刑罚的乏力。因此，在控制犯罪问题上，越是加重打击严重犯罪，越应放宽对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
　　2004年12月22日罗干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今年的“两高”报告明确规定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因此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的刑事政策。
　　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科学界定“宽”和“严”。“宽”是指宽大、轻缓。它来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宽大”，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该轻而轻。即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处以较轻刑罚。二是该重而轻。即所犯罪行较重，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恕，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三是非犯罪化。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对一些轻微的危害社会行为不以犯罪行为论处。四是非刑罚化。即宣判行为人有罪，但不限制其自由，而是将其置于一定机构的监控之中。“严”是指严密、严厉。它来自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惩办”。宽严相济中的“严”首先是指法网严密。刑事立法应尽量做到严密，以预防犯罪，防卫社会。此外，它还含有严厉之意。即指在罪刑均衡原则指导下，判处较重的刑罚, 而不是指任意从重、加重处罚。在宽严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 既不宽大无边或严厉过苛, 也不时宽时严宽严失当，只有宽严协调才能实现政通人和的效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刑宽松的一面，渗透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坚持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蕴涵着符合司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要求，是刑事执法的灵魂，它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同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工作中的适用
　　检察机关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在检察公诉环节，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宽”的适用
　　1、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不起诉是新修订的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根据对案件起诉或不起诉有无自由裁量权，可以将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斟酌具体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它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更是将轻微犯罪人推入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使一些本可以通过其它非刑罚化措施得到改善的犯罪嫌疑人承受过多的诉讼负担，遭受短期自由刑，甚至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仇视和对抗社会的扭曲心态。因此，要发挥相对不起诉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除了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不作人为的限制比例而大胆适用相对不起诉外，还要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将其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对于未成年涉嫌犯罪、过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扩大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从而使检察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利于实现有轻微犯罪的人悔过自新，减少主观恶性，实现刑法之目的。
　　2、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制度，是指某些已经达到提起公诉标准的犯罪行为，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通过设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暂时不提起公诉，在暂缓起诉期间终结时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过情况等作出最后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制度。它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免受羁押或被刑事追诉的条件；另一方面防止了刑罚可能的滥用和不适当的扩张，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关怀，具有预防、挽救、教育、感化、打击并举的作用，同时也是诉讼经济化的选择。暂缓起诉作为一种介于 “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中间措施，实体上体现了刑罚经济思想，程序上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在实践中，笔者认为可以从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年龄、悔罪表现等方面考虑：一是在犯罪性质方面，属于轻罪刑事案件；二是犯罪情节较轻，具有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节；三是平时表现良好，未受过刑事处罚，系初犯、偶犯；四是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赔或者协助挽回损失；五是能提供担保或者交纳保证金，具备帮教条件的。
　　3、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因此，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贯彻“宽大”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和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回复法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项操作性强的准司法活动，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辩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自行和解；二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德；三是当事人和解后，无论在何阶段，相应的国家机关都应以此作为撤销案件的依据。
　　4、确立辩诉交易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又称认罪协调制度，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可见，此交易达成，控方将作出酌定不起诉，或减轻指控罪，或减少指控罪名数或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等，被告人自然就能够获得不被指控，或被减少犯罪指控，或得到较轻处罚的判决。这不仅能鼓励被告人认罪，而且有利于被告人真诚悔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被害人也可以得到心理上和物质上的满足。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质是在“绝对公正”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公正”。当然，辩诉交易制度是一项综合性的、务实性的制度。从其实行条件来看，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和程序支持，如证据交换、量刑建议等制度的实行，而且需要更新诉讼观念、调整诉讼原则，如当事人主义、起诉便宜主义等。从其本身的制度设置来看，这不仅涉及被告人放弃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和获得无罪宣告的权利，而且涉及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方面作出一定的让步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受害人利益。
　　5、扩大简化审和简易程序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既节省刑事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被告人的不良影响。因此，“两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当前公诉方式改革的重点工作，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大”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在具体办案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可以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鉴于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笔者建议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二)“严”的适用
　　1、适用的对象。一是从行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绑架、贩毒等案件；②聚众性犯罪，如武装叛乱、暴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机劫船、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⑤邪教组织犯罪；⑥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这些犯罪的数量持续上升，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二是从行为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职务犯（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累犯。职务犯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其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及对职务的违背性等，表现出更广泛、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职务犯对社会的不良示范作用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从严治吏”。 而累犯，我国历来将其作为惩治的重点，现行刑法也对累犯专门作了修订，表现了我国对累犯从严惩治的决心。
　　2、适用的方式。一是实体上“依法从重”。所谓“依法从重”是指依法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和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予以从重惩处。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二是程序上“依法从快”。所谓“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内，对适用对象及时审查、及时起诉，以达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如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
　　3、适用的原则。一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公诉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能因为“严”的需要随意出入人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慎用司法解释，无论是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不能违反刑法规定的基本意图。二是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公诉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刑法规定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做到罪刑均衡，尤其是要正确适用“从重”情节。“从重”必须坚持以“依法”为前提，在政策和实际操作上严格把握，慎重运作。在政策上，既要严格控制和明确界定“从重”的具体范围，又要慎重对待和具体把握“从重”的幅度。在实际操作上，“从重”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定量刑的幅度以内，并且“从重”处罚的幅度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三是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案，不能为了“从快”而人为地缩短甚至取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使期限。(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周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