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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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政府


锦政办发〔2007〕88号


关于印发锦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


2007年08月09日 字体： 大 中 小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中省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锦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锦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目录
　　1　总则
　　　1．1编制目的和依据
　　　1．2适用范围
　　　1．3工作原则
　　2　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2．1应急指挥部组成
　　　2．2应急指挥部职责
　　　2．3现场救灾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2．4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2．5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3　应急准备
　　　3．1资金准备
　　　3．2物资准备
　　　3．3人力资源准备
　　　3．4灾害信息准备
　　　3．5社会动员准备
　　4　灾情报告
　　　4．1自然灾害的责任报告单位
　　　4．2报告时限要求
　　　4．3灾情报告主要内容
　　5　应急响应
　　　5．1应急响应的基本要求
　　　5．2Ⅰ级响应
　　　5．3Ⅱ级响应
　　　5．4Ⅲ级响应
　　　5．5Ⅳ级响应
　　6　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
　　7　附则
　　　　　　　　　　　　　　　　　锦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和依据

　　为建立健全自然灾害紧急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迅速、有序、高效地开展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灾区社会稳定，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精神（辽政办〔2006〕26号），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水旱灾害，台风、冰雹、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达到启动条件的，适用本预案。

　　1.3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政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各界的作用。

　　2 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指挥部组成

　　市政府成立锦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民政局局长担任，有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成员单位：市发改委、农委、民政局、财政局、水利局、地震局、气象局、建委、经委、公安局、交通局、粮食局、商业局、供销社、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局、物价局、公用事业与房产局、教育局、信息产业局、广电局、国土资源局、国税局、地税局、市委宣传部、锦州日报社、65631部队、93356部队、锦州军分区、辽宁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市武警支队、沈铁锦州办事处、锦州供电公司、锦州机场。

　　2.2 应急指挥部职责

　　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领导全市突发性自然灾害紧急救助工作， 研究解决救灾应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各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及单位的救灾工作；及时向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市委汇报灾情并决定请求省和外市紧急支援等。

　　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市民政局局长担任。

　　2.3 现场救灾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根据救灾工作需要，在发生重大灾害的地方设立现场救灾工作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担任，副组长由市民政局分管副局长担任，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市现场救灾工作组的主要职责是在市救灾应急指挥部领导下，指导协调当地政府做好现场抢险救灾工作。

　　2.4 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根据救灾工作需要，设立灾情评估、抢险转移安置、后勤保障、医疗防疫、安全保卫、恢复重建、宣传报道等工作组。

　　（一）灾情评估组。由市民政局、水利局、农委、国土资源局、气象局、地震局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灾情信息的收集、核查和上报工作；对灾害造成的损失及救助需求情况进行评估。地震灾害情况统计、损失评估和上报工作，由地震部门负责。

　　（二）抢险转移安置组。由65631部队、锦州军分区、93356部队、辽宁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市武警支队和市民政局、交通局、水利局等单位组成，主要负责抢救转移安置灾民和国家重要财产。

　　（三）后勤保障组。由市民政局、财政局、经委、建委、交通局、粮食局、商业局、供销社、信息产业局、锦州供电公司、沈铁锦州办事处、93356部队、辽宁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锦州机场等单位组成，主要负责抢险救灾的通讯、交通、电力保障；负责运送抢险救灾人员和物资，为灾民转移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负责为受灾群众提供衣、食、住等物资保障。

　　（四）医疗防疫组。由市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为灾民和抢险救灾人员提供医疗救治；抢险救灾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督；灾区卫生防疫、疫情监测以及饮水食品卫生安全。

　　（五）安全保卫组。由市公安局、武警支队组成，主要负责灾区的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工作，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做好重点目标的警卫以及交通疏导工作，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六）恢复重建组。由市发改委、经委、财政局、民政局、教育局、建委、交通局、农委、水利局、信息产业局、锦州供电公司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帮助灾区恢复重建因灾损坏的居民住房、学校校舍、工商企业及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设施。

　　（七）宣传报道组。由市委宣传部、市广电局、锦州日报社等部门组成，主要负责组织新闻单位对抢险救灾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必要时经指挥部同意，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关灾情的新闻宣传稿要以灾情综合部门提供的信息为准。

　　2.5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锦州军分区、辽宁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负责组织指挥受灾地区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根据灾情和地方政府需要，协调驻军参加抢险救灾。

　　市委宣传部、市广电局、锦州日报社负责协调和组织救灾工作的宣传报道。

　　市发改委负责重大救灾项目的安排，协调有关方面落实项目建设资金。

　　市经委负责协调工业、铁路、电力等部门的抢险救灾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协调配合做好受灾学校人员抢救和财产转移工作；灾后正常教育秩序的恢复工作；协调做好灾后校舍的恢复重建工作。

　　市公安局、武警支队负责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救灾工作协调；制定和组织实施灾民生活救助预案；核查和上报灾情；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指导开展救灾捐赠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救灾资金的筹集、拨付和监督。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协助抢险救灾；协调重大地质灾害防治的监督管理。

　　市建委负责灾后恢复重建的组织实施以及工程设计、施工的指导。

　　市交通局负责抗灾救灾人员、物资的公路运输；提供转移灾民所需的交通工具；恢复交通设施。

　　市农委负责指导灾民生产自救、恢复农业生产等工作。

　　市水利局负责组织协调抗洪抢险工作；组织指导水利设施的修复；参与洪涝灾害的评估上报工作。

　　市卫生局负责组织紧急救援队伍，抢救伤病员；对重大疫情、疾病情况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情的传播、蔓延；保证灾区饮水和食品卫生安全。

　　市广电局负责组织宣传报道救灾工作；恢复灾区广播、电视系统设施等工作。

　　市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负责制定、落实灾民开展务工、经商、多种经营等经济活动的有关税费减免工作。

　　市商业局、供销社负责组织商品货源，满足救灾应急商品供应，稳定市场物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紧急救助所需的药品、医疗器械的质量监督；检验国内外捐助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质量。

　　市粮食局负责为灾民提供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粮、油等，建立紧急情况下的粮油供应制度。

　　市物价局负责灾区市场物价的监督管理工作，保证灾区市场稳定。

　　市地震局负责地震灾害的监测和预报；参与灾情评估和上报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做好气象灾害的实时监测、预警和预报，提供救灾气象保障服务；负责气象灾情的评估工作。

　　市信息产业局负责组织协调抢险救灾的通讯保障和灾后通讯设施恢复工作。

　　锦州供电公司负责组织抢修救灾的电力保障和灾后电力设施恢复工作。

　　65631部队、93356部队、辽宁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市武警支队帮助灾区抢险救援、转移灾民，维护灾区社会治安。

　　沈铁锦州办事处、锦州机场、93356部队负责优先安排运输救灾物资，恢复机场、铁路、民航设施。

　　3 应急准备

　　3.1 资金准备

　　按照救灾工作分级负责、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原则，各级政府应安排本级救灾资金的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应根据一般年度救灾资金支出、财力增长、物价波动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等情况，安排救灾资金预算。救灾预算资金不足时，各级财政安排的预备费要重点用于灾民生活救助。

　　3.2 物资准备

　　整合现有的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民政部门要根据救灾工作需要，购置储备必要的救灾帐篷、衣被等救灾专用物资，食品、饮用水等物资采取与厂家签订紧急购销协议等形式，确保灾区急需。建立和完善救灾社会捐赠动员、运行、管理机制，发动社会各界为灾区捐赠款物。各级政府要为救灾部门配备必要的救灾专用车辆和通信工具，市救置办公室负责灾前指定救灾专用车的登记建档，并定时流动掌握动态，保证救灾应急需求。

　　3.3 人力资源准备

　　交通、电力、通信、卫生、民政等部门要组建紧急救援队伍，平时搞好紧急救援演练，形成与军队、武警、消防等专业救援队伍的联动机制，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3.4 灾害信息准备

　　各县（市）区政府应建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或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搞好灾情的预测预报工作。市气象局、水利局、地震局、国土资源局、民政局等部门要抽调有关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天气、雨情、水情、汛情、震情及突发性地质灾害进行预报和监测；及时向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提供灾情，为决策提供依据。

　　3.5 社会动员准备

　　加强公众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结合预案进行演练，增强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公众的自我防范和保护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4 灾情报告

　　4.1 自然灾害的责任报告单位

　　（一）县（市）区级以上民政部门；

　　（二）县（市）区级以上农业部门；

　　（三）县（市）区级以上水利部门；

　　（四）县（市）区级以上气象部门；

　　（五）县（市）区级以上地震监测机构；

　　（六）县（市）区级以上国土资源部门；

　　（七）县（市）区级以上地方政府；

　　4.2 报告时限要求

　　县(市)区级自然灾害责任报告单位应当在自然灾害发生第一时间（最迟不得超过2小时）向县(市)区级政府报告，并同时向市级灾害主管部门报告。对造成死亡（失踪）5人以上或其他严重损失的重大灾情，应同时上报市级和省级灾害主管部门。县(市)区级灾害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灾情报告2小时内完成审核、汇总灾情数据的工作，向市政府和省级灾害主管部门报告。市级灾害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灾情报告2小时内完成审核、汇总灾情数据工作，向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和省有关部门报告。

　　4.3 灾情报告主要内容

　　灾情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灾害种类、发生时间、地点、范围，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包括人口受灾情况、农作物受灾情况、房屋倒塌和损坏情况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救灾工作和灾民生活安排情况，灾区存在的困难和需求。

　　5应急响应

　　5.1 应急响应的基本要求

　　自然灾害发生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各司其职的原则，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做好紧急救援工作。根据灾害损失程度，市突发性自然灾害紧急救助设定四个响应等级，Ⅰ、Ⅱ级响应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协调指挥；Ⅲ、Ⅳ级响应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指挥。

　　5.2 Ⅰ级响应

　　5.2.1启动条件

　　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Ⅰ级响应：

　　（一） 因灾死亡15人以上（含15人）；

　　（二） 因灾紧急转移安置灾民5万人以上（含5万人）；

　　（三） 因灾倒塌房屋5000间以上（含5000间）。

　　5.2.2 启动程序

　　Ⅰ级响应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灾情报告2小时内，向市政府提出建议，由市政府决定启动。

　　5.2.3 响应措施

　　启动Ⅰ级响应程序后，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全市救灾工作；迅速向重灾地区派出现场救灾工作组；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有关人员取消休假，实行24小时值班，按职责分工支援灾区开展紧急救援工作；迅速向省政府报告灾情，请求省有关部门紧急支援；部署开展全市性的救灾捐赠活动；灾区县（市）区政府立即启动本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5.2.4响应终止

　　灾情和救灾工作稳定后，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市政府决定终止Ⅰ级响应。

　　5.3 Ⅱ级响应

　　5.3.1 启动条件

　　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Ⅱ级响应：

　　（一）因灾死亡10人以上（含10人），但少于15人；

　　（二）因灾紧急转移安置灾民1万人以上（含1万人），但少于5万人；

　　（三）因灾倒塌房屋1000间以上（含1000间），但少于5000间。

　　5.3.2 启动程序

　　Ⅱ级响应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灾情报告2小时内向市政府提出建议，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

　　5.3.3 响应措施

　　启动Ⅱ级响应程序后，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协调指挥，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主要成员单位有关人员取消休假，按职责分工支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指挥部可视情况向重灾区派出现场救灾工作组；及时核定并向省政府上报灾情；请求省有关部门紧急支援；视情况开展救灾捐赠活动。

　　5.3.4 响应终止

　　灾情和救灾工作稳定后，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决定终止Ⅱ响应。

　　5．4 Ⅲ级响应

　　5.4.1 启动条件

　　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Ⅲ级响应：

　　（一）因灾死亡5人以上（含5人），但少于10人；

　　（二）因灾紧急转移安置灾民5000人以上（含5000人），但少于1万人；

　　（三）因灾倒塌房屋500间以上（含500），但少于1000间。

　　5.4.2 启动程序

　　Ⅲ级响应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灾情报告2小时内提出建议，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

　　5.4.3 响应措施

　　启动Ⅲ级响应程序后，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指挥，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指导支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

　　5.4.4 响应终止

　　灾情和救灾工作稳定后，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决定终止Ⅲ级响应。

　　5.5 Ⅳ级响应

　　5.5.1 启动条件

　　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Ⅳ级响应：

　　（一）因灾死亡3人以上（含3人），但少于5人；

　　（二）因灾紧急转移安置灾民1000人以上（含1000人），但少于5000人；

　　（三）因灾倒塌房屋100间以上（含100间），但少于500间。

　　5.5.2 启动程序及响应措施

　　Ⅳ级响应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启动，并协调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指导支援各地开展救灾工作。

　　5.5.3 响应终止

　　灾情和救灾工作稳定后，由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终止Ⅳ级响应。

　　5.6 未达到上述启动条件的自然灾害，由县（市）区政府决定启动本地相应级别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开展救灾工作。

　　6 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

　　6.1灾区政府要尽快对灾民实施有效救助，组织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6.2民政部门要在全面核查灾情的基础上，统筹安排，确保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灾民生活救济工作方案，有效施救，确保灾民顺利渡荒。

　　6.3卫生部门要做好灾后疾病预防和控制及疫情监测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6.4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修复损毁校舍，恢复学校正常教学。

　　6.5 经委要组织工业企业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

　　6.6发改、建设、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等部门要组织做好灾区水利、电力、交通、通讯、供排水、广播电视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

　　6.7农委要组织好灾民抗灾自救工作，帮助灾区恢复生产，发展多种经营，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6.8工商、物价、国税、地税等部门要按照政策规定，制定落实优先办证、减免税费、调控价格等政策措施，保护和扶持灾区恢复和发展生产。

　　7附则

　　7.1 各县（市）区政府要根据本预案制定各自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7.2 本预案由市民政局制定，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7.3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论“欺骗取证”的正当性及限制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管见


关键词: 取证/欺骗/正当性/刑事诉讼法
内容提要: 在古代的断案智慧和现代的审讯策略中都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相关规定不尽合理，应该进行修正。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


所谓“欺骗”，一般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笔者在本文中探讨之“欺骗取证”，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或证明案件事实而采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证据。其中，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能否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去获取证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毋庸讳言，诚信缺失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笔者也曾呼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确立公平诚信原则。但是，呼唤诚信并不等于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在讯问中百分之百地实话实说，因为在讯问时采取适度欺骗的方法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一、“欺骗取证”是一种断案智慧

查明案件事实是司法裁判的基础，也是司法裁判的难点。无论是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纠纷中，知悉案件事实的当事人往往基于利益考量而不愿实话实说，而司法裁判者往往又需要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去查明事实真相，因此审讯问案便成为数千年来司法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在以被告人口供为“证据之王”的历史时期，司法裁判者对口供的依赖便导致了各种刑讯方法的诞生。不过，即使在古代，许多司法官员也努力探索科学的审讯问案方法，如我国春秋时代的“以五声听狱讼”方法[1]和汉代的辗转推问侧面迂回的“钩距”问案法[2]。此外，一些优秀的司法裁判者还善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设置“骗局”，智慧断案。中国宋代的“摸钟辨盗”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宋朝年间，建州浦城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个大户人家失窃，丢失金银财宝若干。官府虽然找到一些嫌疑人，但几经讯问，就是不能定案。后来，新县官陈述古上任，决心查破此案。他得知该县后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口大钟，当地人视为神灵。于是，他让衙役把那口大钟请到官府，放在后院，用幔布做成一个大帐篷，围在上面。然后，他升堂问案，把那些嫌疑人都带到后院。他说，这口大钟能够辨识盗贼。疑犯用手摸钟，如是盗贼，那钟就会发出鸣响；如不是盗贼，那钟就会保持沉默。说罢，他带人在大钟前举行了庄重的祈祷仪式，然后让嫌疑人依次走进帏帐，用手摸钟。帐内光线昏暗，且无人监视。众嫌犯一一入帐摸钟，然后出来，但那大钟一直未响。旁观者议论纷纷，县官便令衙役查验每个疑犯的手掌。只见众人手掌皆黑，唯有一人手掌不黑。县官一拍惊堂木，喝道：“你这盗贼，还不从实招来！”原来，县官让人暗中在大钟上涂了墨，而那个入帐后不敢用手摸钟因此手上无墨的人定是盗贼。经过审讯，那人果然交代了作案经过，并带衙役起获了盗窃所得之赃物。[3]

外国也有智慧断案的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所罗门王的“智断亲子案”。在公元前960年至930年间，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他的博大智慧征服了国人的心。他不仅善于治国，而且善于断案。据说，两个女子因争夺一个婴儿而诉至所罗门王，两人都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是婴儿的母亲且互相谩骂。所罗门王便让人拿来一把利剑，下令把孩子劈成两半，给每个女子一半。听后，一个女子平静地说：“我们谁也别想得到孩子，劈吧。”另一个女子却惊恐地说：“噢，我的主人，把这个活着的孩子给她吧，不要弄死他。”于是，所罗门王便把孩子判给了后者，因为那个不愿意让孩子死亡的女人才是真正的母亲。[4]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裁判者都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方法获取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摸钟辨盗”一案中，陈述古县官假借人们对“神钟”的信奉，编造了“神钟能够识别盗贼”的谎言，从而使罪犯不敢用手摸钟，获取了其手上无墨的证据并查明案件事实。在“智断亲子案”中，所罗门王谎称要把婴儿一劈两半，然后获得了两个当事人的相应陈述，并据此做出裁断。毫无疑问，陈述古县官和所罗门王的做法都属于欺骗取证。那么，这种方法应该被禁止吗？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方法在古代社会中可用，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可用。诚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欺骗方法大概很难发挥实效，因而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欺骗方法的正当性，或者说，人们是否赞同在审讯问案时采用这种方法。笔者以为，这两个案例能够流传千载并成为佳话就足以证明世人对这种方法的赞同态度。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考察一个现代的案例。

在一起受贿案中，犯罪嫌疑人是个很有水平也很有口才的官员。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他总是以“实事求是”做挡箭牌。他说：“我们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无论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我是领导干部，无论对上对下，都要实事求是。我做事要实事求是，说话也要实事求是。我跟你们讲，我没有受贿，就是没有受贿。这就是实事求是嘛！你们是人民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办案就应该实事求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实事求是，那是要犯错误的！”侦查人员见他反复强调“要事实求是”，就说：“我们都知道要实事求是，不用你讲。这样吧，你把它写在纸上，就不用一遍遍重复了。行吧？”嫌疑人点了点头，在侦查人员拿来的白纸上写下“要实事求是”，然后又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签上自己的名字。侦查人员结束讯问之后，拿着这张纸找到该嫌疑人的妻子，对她说：“这是你老公写给你的，他让你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妻子仔细查看一番，发现确是她丈夫的笔迹，便如实交代了她和丈夫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5]毫无疑问，这种取证方法属于欺骗。但是，我们的法律应该禁止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欺骗方法去获取证据吗？回答应是否定的。[6]

二、“欺骗取证”是一种审讯策略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审讯教科书，都会讲授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如设置圈套、引蛇出洞等。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能完全遵循实话实说的原则，必须隐瞒某些事实真相，甚至虚构某些事实。假如侦查人员必须实话实说，那么在某些案件的讯问中，侦查人员就应该对嫌疑人说：“老实讲，我们现在也没掌握多少证据。你看着办，是交代还是不交代？”这话确实没有欺骗，但是荒唐至极。在此类案件中，侦查人员往往会对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当然是欺骗。但是，这种讯问方法是必须禁止的吗？侦查人员通过这种讯问方法获取的证据都是应该排除的吗？

在讯问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符合犯罪侦查活动的要求和规律。我们知道，犯罪侦查活动具有对抗性，犯罪侦查思维具有博弈性。在具体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查明案件事实并捕获罪犯，而犯罪分子则要掩盖案情真相并使侦查误入歧途。双方不仅要根据对方的对策来制定自己的对策，而且要经常进行“斗智”。这就是说，一方的思维正确与否往往要取决于另一方的思维活动。侦查人员要想在这对抗中掌握主动权并战胜对手，采取一定的欺骗策略是必要的。例如，在一起入室盗窃案中，侦查人员对嫌疑人说：“我们在现场提取到了你的手印。请你解释一下吧。”这是欺骗，因为侦查人员并没有在现场上提取到该嫌疑人的手印。然而，侦查人员可以依据这个问题去分析嫌疑人的反应并寻找破绽。面对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无罪而且从未去过该现场的嫌疑人会坚决否认，而事实上有罪的嫌疑人则可能会试图解说并难免露出破绽。又如，在一起抢劫案中，嫌疑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而声称案发时在某电影院看电影。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可以立即说自己碰巧也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电影院看电影，而且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发生了两个观众打架的事件。这还是欺骗，因为这都是虚构的。如果侦查人员有一定的表演技能，把这个虚构事实描述得活灵活现，就会使说谎的嫌疑人陷入困境，或者附和侦查人员的讲述，或者寻找不知情的理由，如正好中间去外面上厕所或抽烟了，而这都会给侦查人员戳穿他的谎言提供依据。

美国著名刑事司法专家英博教授和著名审讯专家雷德等人合著的《审讯与供述》[7]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专门讲述了“圈套问题”[8]的使用。作者举例说，在一起杀人案中，嫌疑人声称案发时自己在家中。审讯人员便说：“玛丽（被害人）的邻居说曾在那天晚上看见你的汽车停在玛丽家门口。你对此作何解释？”这个“圈套问题”就属于欺骗的性质，因为实际上没有邻居曾在现场看见该嫌疑人的汽车。作者认为，“几乎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使用‘圈套问题’……圈套问题可以使用真实的证据为基础，也可以使用虚构的事实为依据。它可以设计各种内容，如遗留在现场上的足迹、轮胎痕迹、个人物品，以及嫌疑人鞋上与现场泥土种类相同的污泥等。”[9]

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涉及毒品、走私、恐怖、暴力等团伙犯罪案件的侦查中都会使用秘密侦查或化装侦查等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例如，特情人员打入贩毒集团时肯定要用欺骗的方法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并获取对方的信任。如果特情人员不被允许使用欺骗方法，那就只能实话实说：“我是公安局派来的，任务是收集你们贩毒的情报和证据。请各位多多关照。”那是相声中的滑稽，在这类犯罪侦查中，欺骗是必须的。

当然，带有欺骗性质的侦查方法也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后果，如侦查人员使用不恰当的审讯圈套也可能使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违心地承认自己并未实施的犯罪行为。例如，在一起抢劫案中，侦查人员得知嫌疑人非常孝敬他的母亲。于是，在审讯中，侦查人员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室医生打来的电话。然后，侦查人员告知嫌疑人，他的母亲在得知其出事后急忙外出找人帮忙，结果在街上不小心出了车祸，命在旦夕，口中还不断呼唤儿子的小名。嫌疑人泪流满面，请求去医院看望母亲。侦查人员无奈地表示，在案子没有结论之前，我们不能让你出去。当然，如果你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我们就可以立即送你去医院看望你的母亲。于是，嫌疑人承认了犯罪指控。但是他承认之后，侦查人员并没有带他去医院。后来又告诉他，原来弄错了，那个出车祸的老人不是他的母亲。其实，这是侦查人员设置的骗局。

笔者认为，这种欺骗方法是恶劣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不仅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且可能使无辜者违心地承认有罪。因此，法律不应该也不能够完全禁止欺骗取证，但是必须限制欺骗取证，以便尽可能用其利而抑其弊。其实，在法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也不是一律禁止使用的。只要欺骗取证的行为方式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取得的证据就能够被法院所采纳。另外，联合国所确认的刑事司法准则（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做法，但是并没有禁止对犯罪嫌疑人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审讯策略。[10]综上所述，适度的欺骗取证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目的是正确的，其方法是适当的。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肯定了“欺骗取证”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按照这条规定，所有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都属于禁止使用的范围。假如侦查人员都严格依法办案，那他们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就必须实话实说。如前所述，这种一律禁止性规定是不合理的。另外，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徒有虚名。坦白地说，我们连刑讯逼供都禁而不止，还说什么要严禁威胁、引诱、欺骗！立法是为司法服务的，无可践行之话，难以体现其价值。有人说，欺骗取证在实践中可以用，属于“打擦边球”，但是不能明说。而笔者以为，法律明令禁止，但暗中允许使用，这种做法本身就有欺骗之嫌。

法律不应该严禁在犯罪侦查中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取证方法，但是应该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排除那些以恶劣的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至于什么是恶劣的欺骗方法，笔者建议把握两条标准：第一，这种欺骗是否突破了人们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线；第二，这种欺骗是否可能导致无辜者做出有罪供述。在司法实践中把握这两条标准，需要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裁量，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加以明确。

与此相应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上述规定进行了修正。例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其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没有明确地一律排除欺骗获取的证据，而是用“等”字加以模糊化处理，其含义就是让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排除。[11]

2011年8月30日在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民众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该草案第十四项说明：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十七项说明则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然而，该草案公布之后，社会上有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倒退。据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第二稿可能恢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表述，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笔者无意争辩这究竟属于前进还是倒退，但笔者以为如是规定很不合理。

单从体系性来说，如是规定会使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修正案明确规定要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却没有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的证据必须排除（前述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然保留）。采用《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使用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却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另外，修正案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在必要时使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等侦查手段；并进一步规定采用这些侦查手段获得的材料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在秘密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中难免使用欺骗，有时还要使用引诱，这又使修正案出现了一方面严禁一方面允许的自相矛盾，而这显然是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12]

四、欺骗取证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的主流司法价值观

在犯罪侦查中应否允许侦查人员使用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方法，这实际上反映了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定位。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刑事司法制度都处于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之中，例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冲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冲突，在司法活动中追求真实与降低成本的冲突，在诉讼活动中加强程序保障与提高司法效率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得不在这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价值定位也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