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六届第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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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近代化论考

何勤华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

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

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1628至1644年，科克（E.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总论》（全四卷）面世。在这部被西方学者誉为英国法百科全书的著作中，科克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16世纪的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整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⑶1689至1690年，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洛克对保皇党人鼓吹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以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对议会制度、自然法、立法权以及权力的分立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建立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创造了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王室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
W.Blackstone，1723-1780）则在《英国法释义》（全四卷，1765-1769）这部不朽的作品中，进一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英国的普通法作了全方位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初步完成了英国中世纪封建法学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过渡。以后，经过边沁、奥斯汀、梅因、戴雪（A.V.Dicey，1835-1922）、梅特兰（F.W.Maitland，1850-1906）等学者的努力，近代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史学等也都先后形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体系。此外，1758年和1800年，英国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英国法课程（在此之前，只讲授罗马法）。这种大学法学院教育，连同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法律学院”（Inns
of Court，也译为“律师公会”）教育，在英国培养起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使英国法学近代化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也在18至19世纪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

就法国而言，早在君主专制时期，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法权要求，就出现了博丹（J.Bodin，1530-1596）的国家主权理论和朴蒂埃（R.J.Pothier，1699-1772）的私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还带有不少封建制度的影响和痕迹，但却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学的成立提供了历史基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以及稍后拿破仑统治时期各大法典的制定颁布，为法国近代法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革命前夕，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罗伯斯比尔等思想家的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近代法国的法理学。19世纪中叶以后，艾斯曼（A.Esmein，1848-1913）、狄骥（L.Duguit，1859-1928）、马尔佩（R.C.Malberg，1861-1935）等人的理论，奠定了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宪法学的基础。莱菲利埃尔（E.Laferriere，1841-1901）、狄骥、贝泰勒米（H.Berthelemy，1857-1943）以及奥利弗（M.Hauriou，1856-1929）等学者的努力，在法国建立起了近代行政法学。而奥伯利（Aubry，1803-1883）、劳（Rau，1803-1877）、萨莱耶（R.Saleilles，1855-1912）和惹尼（F.Geny，1861-1956）等学者的成果，则确立起了法国近代系统发达的私法学体系。此外，早在16世纪，在法国就形成了一个职业的法律家集团。⑷167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
Ⅳ，1643-1715）下令在巴黎大学第一次开始以法语（代替以前的拉丁语）讲授法国法课程后，⑸法学教育迅速在法国各大学中普及。大革命胜利后，法国各大法典在大学中的讲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并为法国法学的近代化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就德国而言，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发生得比较晚，且具有妥协的特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德国的统一）也迟至1871年才得以实现，但法学的近代化却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普芬道夫（S.Pufendorf，1632-1694）、沃尔夫（C.Wolff，1679-1754）等人的自然法理论，标志着近代法哲学思想开始在德国兴起。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为德国近代法理学和法治国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G.Hugo，1764-1844）和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追随者普赫塔（G.F.Puchta，1789-1846），以及耶林（R.Von
Jhering，1818-1892）、祁克（O.P.Von
Gierke，1841-1921）等学者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表明了近代德国法理学的博大精深。胡果的《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1798年）和《潘德克顿》（1805年），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全8卷，1840-1849），以及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的《潘德克顿教科书》（全三卷，1862-1870），确立了近代德国民法学的基本体系。而盖尔伯（C.F.W.Von
Gerber，1823-1891）的《德国国法体系纲要》（1865年）、拉邦德（P.Laband，1831-1918）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论》（全三卷，1876-1882），以及奥托·迈尔（Otto
Mayer，1848-1924）的《德国行政法》（全二卷，1895-1896），则分别确立了近代德国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而17至19世纪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法学院的教育，以及1813至1814年海德堡大学民法教授蒂鲍特（J.Thibaut，1772-1840）和萨维尼之间进行的关于编纂法典的争论，对近代德国法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英、法、德等国这种自发的模式不同，近代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法学近代化，则走上了一条移植、改造并日益本土化的道路。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与英国的同种同缘，以及社会性质的大体接近，英国法律和法学的移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奠定美国近代法学基础的肯特（J.Kent，1763-1847）和斯托里（J.Story，1779-1845）的评注美国法的作品，⑹都是模仿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而成。从近代美国法学的内容来看，法哲学、行政法学、私法学和诉讼法学等，都受到了英国法学的巨大影响。同时，美国最早的一批职业法学家，或是在英国接受的法律教育，或是在美国自学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而成长起来的。所以，美国法学的近代化，是在英国法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美国近代法学对英国法学的移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吸收那些对美国有用的知识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创新，如美国的宪法学（成文的宪法典、联邦制、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以及违宪审查制），几乎都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阐发。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体制和内容、判例教学法等，也都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法学研究领域还是封建法学的一统天下。当时法学的主要形态是对幕府颁布的法律的解释以及中国传入的法典的注释，前者有《御成败式目荣意注》、《芦雪本御成败式目抄》等，后者有《明律国字解》、《大明律例译义》、《大明律例谚解》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移植西方的法律，从1880年至1899年，先后制定了《明治宪法》（1889年）、《治罪法》（1880年）、《裁判所构成法》（1890年）、《刑事诉讼法》（1890年）、《日本民法》（1898年）和《日本商法》（1899年）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法典的注释学，如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1889年）、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和《行政法大意》（1896年）、上杉慎吉的《行政法原论》（1904年），村田保、织田纯一等人的《治罪法注释》（1880年），矶部四郎的《刑事诉讼法讲义》（全2卷，1890年）、金子源治的《刑事诉讼法注释》（全2卷，1891年），牧野英一的《刑法通义》（1907年）、大场茂马的《刑法总论》和《刑法分论》（1909年），梅谦次郎的《民法要义》（全5卷，1896-1900年）。并出现了一批与法典注释学相区别的法哲学、法史学以及国际法学作品。此外，自1877年日本创办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型的法律教育也开始起步。从而为日本法学的近代化培养了必需的专业人才。⑺
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中国的法学近代化也开始于向西方（包括日本）的学习、移植。如1864年，北京同文馆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⑻，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译著。1903年，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订法律的工作。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沈家本会同中西，致力改革，陆续引进了西方的宪政、民商、刑事、诉讼等各个领域的立法，并通过开办法律学堂、聘请外国法学教授、组织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推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法理学及部门法学作品，如《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宪法讲义》（美浓部达吉著、王运嘉等译，1907年）、《商法》（志田钾太郎著、陈汉第译，1907年）、《刑法总论》（牧野英一著、卢汝冀译，1906年）、《刑法各论》（袁秋廉编译，1907年）、《行政法》（上海作新社编，1903年）、《国际私法》（夏同和著，1905年）等。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情与日本的不同，如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如日本发达、中国在政治上仍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掌握实权，而日本已是革新派当权，中国深受儒学正统思想束缚，且在对外学习方面不如日本那样积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上升为当时东方的强国，而中国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的惨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加上中国在近代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内容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法学近代化的任务在近代没有能够完成，而是拖至现代才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⑼

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近代化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原生型和派生型，⑽前者有英、法、德等国，后者有美、日、中等国。而在后者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它虽是殖民地，但它的主体居民是宗主国的后裔，是同缘民族的殖民统治，它的近代化并无多大障碍。一种是日本，它虽受到西方兵舰、大炮的威胁、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但它却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励精图治，改革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第三种是中国。它的情况既与美国不同，也与日本相区别，所以法学近代化的道路更加特殊。⑾

从上述法学近代化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抽象、概括出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一些基本标志。第一，必须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各个法学家或法学流派的作品中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如下一些方面，则是一致的：1.法律的渊源或是人类的理性（自然法），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2.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3.国家或政府是人们之间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政府如果不能保护人民，人民就有权推翻它；4.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肯定不再有政府存在⑿”；5.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具有神圣性，但它不能侵犯公民的生命和财产；6.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7.法律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9.法律与自由相联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10.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力或法律来制约权力。这些对法的基本观念，逐步深入近代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法学的世界观（法学观），它决定了法学近代化的基础和方向。正是在这种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提出了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国民主权，代议制，公民权利保护；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对国民的救济和补偿；民法上的民事权利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罪刑相适应，刑罚的人道主义；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抗辩主义，当事人主义；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海洋自由，以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从而使法学的发展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

第二，产生了系统发达的法律注释法。法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法律注释学，这是区别于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法律注释学虽然早在古代即已产生，如古代罗马的私法注释学、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释学等，即使在没有法典的中世纪英国，也产生了法律注释学即判例法注释学。但近代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古代中世纪的法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奴隶主阶级（罗马）、封建主阶级（中、英、日等）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权要求和法律原则。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注释学或者依附于神学（西方），或者依附于经学（中国），而近代法律注释学则从神学或经学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并具有了规范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这一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与古代、中世纪法律注释学的最大区别，也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出现了使法学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形态所必需的基础法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当其仅仅局限于探讨什么是法等关于法律自身问题以及注释法律（判例）条文的程度时，它还处在前科学状态，只有当它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法律与哲学、道德，法律与社会以及各国各民族法律之间的异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时，法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永无止境。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法律与心理、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等问题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经济学等新兴的理论学科，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完善了法学的内涵。

第四，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发达的各个部门法学。部门法学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比如在罗马和中国，事实上还未达到按照各部门分门别类研究的水平。当时，在罗马，除了私法学，还没有形成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私法学在人们的眼中就是法学。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刑法学是比较发达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学指的就是刑法（注释）学。对法的研究的分工日益细密，门类逐步齐全，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国家机器的成熟发达相联系的。此时，不仅民法学和刑法学更为系统、发达，而且也进一步产生出了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学科。各个部门法学之间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部门法学的产生和发达，则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全民健身条例





（2007年7月27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增强公民体质，保障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管理。


　　第三条 全民健身活动遵循政府统筹、群众参与、社会支持、因地制宜和科学文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群众体育经费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投入。


　　体育彩票公益金应当按国家规定安排资金用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及健身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维护。福利彩票公益金应当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体育健身活动给予资助。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以下统称体育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全民健身工作，编制全民健身规划，组织、指导、协调和督促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宣传全民健身知识。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本区域内的全民健身活动。


　　第六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应当结合各自特点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体育社会团体按照有关规定和章程，在体育主管部门指导下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鼓励社会力量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在全民健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每年6月10日为四川省全民健身日。


　　第二章 体育健身活动


　　第九条 全民健身活动施行《普通人群体育锻炼标准》。体育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通过举办综合性运动会、城市社区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老年人运动会和残疾人运动会等体育比赛，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


　　第十一条 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加强对学生的体质监测；将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科目, 保证体育课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活动。


　　学校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校性体育运动会。


　　第十二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结合社区特点，组织开展小型多样的体育健身活动。


　　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基层体育组织应当结合农村特点，组织开展适合农民参加的体育健身活动。


　　第十三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举办形式多样、健康文明的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


　　第十四条 促进现代体育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相结合，发掘、整理和提高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开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健身活动。鼓励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第十五条 鼓励开展适合老年人、妇女、少年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的体育健身活动，关心、支持并创造条件保障残疾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第十六条 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应当按照体育健身规律，维护自身健康安全；遵守体育健身场所的管理制度，爱护体育健身设施和环境；遵守社会公德，不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体育健身活动进行迷信、邪教、色情、暴力和赌博等违法活动。


　　第三章 体育健身设施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乡建设规划时，应当根据国家对城乡建设规划有关体育设施用地规划定额指标的规定，将公共体育场馆及健身设施场地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十八条 体育健身设施的规划遵循统筹协调、合理布局、规范实用和方便群众的原则。


　　体育健身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符合实用、安全、科学、美观的要求，并采取无障碍措施，满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加体育健身的需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实际规划建设综合性的公共体育设施。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规划建设小型多样、方便实用的体育健身场所。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结合本单位实际建设体育健身场所、配置体育健身设施器材，为体育健身提供必要条件。


　　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因地制宜规划体育健身区域和配置体育健身设施。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规划、建设体育健身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体育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和功能，不得缩小建设规模和降低用地指标。


　　建设与居民住宅区配套的体育健身设施，应当与居民住宅区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竣工验收时应当有体育主管部门参加。


　　第二十一条 按照规划建设公共体育设施需要使用国有土地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二条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面向社会的体育健身设施和体育健身经营场所。


　　自愿无偿向全民健身事业捐赠资金和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三条 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向社会开放，并在法定节假日和学生寒暑假期间延长开放时间。


　　鼓励学校在不影响教学和安全的情况下，向社会开放体育健身设施。


　　收取门票的公园、旅游景区应当对日常健身的个人实行门票优惠。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体育健身设施可以有偿向社会开放。


　　第二十四条 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不需要增加投入和专门服务的，应当免费；需要人员管理，消耗成本和设施维护保养的，可以适当收费，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财政、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需要收费的公共体育设施，其管理单位应当根据设施的功能、特点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实行免费或者优惠。


　　第二十五条 体育健身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健全的管理和安全制度；（二）有健全的服务规范；（三）使用的体育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和省制定的安全标准；（四）标明体育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以及安全提示、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五）符合国家和省的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承担所配置的公共体育设施的维护费用。


　　按照建设规划与居民住宅区配套的体育健身设施，其建设和维护费用由设施的产权所有人负责。


　　体育健身设施的管理单位或者受赠单位负责体育健身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不得将设施的主体部分用于非体育活动，但因举办公益性活动或者大型文化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出租的除外。临时出租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0日；租用期满，租用人应当负责恢复原状，不得影响该设施的功能、用途。


　　第二十八条 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取得的收入，应当用于公共体育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事业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城市规划确定的公共体育设施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公共体育设施用地的，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应当确保公共体育设施用地总规模不减少。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公共体育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公共体育设施的用途。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公共体育设施的，应当经体育主管部门批准。


　　因城乡规划建设确需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原有的规模和标准先行择地新建返还后再行拆除。


　　第四章 体育健身服务


　　第三十一条 体育主管部门应当为从事全民健身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信息服务，指导和督促从事全民健身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开展标准化、规范化服务。


　　第三十二条 鼓励体育民间组织、体育训练和教育机构举办体育健身俱乐部、培训班等，传授、推广、普及科学实用的体育健身技能、知识和方法。达到国家体育运动标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体育运动等级。


　　第三十三条 鼓励、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体育健身科学研究，推广体育健身新项目、新器材、新方法。


　　第三十四条 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的认定标准和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从事社会体育健身指导服务的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按照技术等级证书确定的范围从事社会体育健身指导服务。


　　第三十五条 经营国家确认的具有危险性的体育项目应当实行并达到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的要求，配备具有国家规定的从业资格的人员。


　　第三十六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对全民健身活动的宣传，普及科学、文明、健康的全民健身知识。


　　第三十七条 实施国民体质监测制度。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系统，将国民体质监测结果纳入社会统计指标，每五年向社会公布国民体质状况。


　　从事国民体质监测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体质监测标准规范操作，为测试者提供真实的测试结果，并给予科学健身指导；为测试者建立档案，保存有关数据和资料。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未按照规定规划、建设体育健身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建；逾期未补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侵占公共体育设施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侵占、损坏公共体育设施，擅自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设施损坏的，应当赔偿损失；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经营国家确认的具有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未达到相应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三条 有关行政机关和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