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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社会消防组织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192号


《浙江省社会消防组织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吕祖善

二○○五年七月三日


浙江省社会消防组织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社会消防组织的建设和管理，提高社会防御和扑救火灾的能力，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安全，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社会消防组织是指除公安消防队以外的其他承担火灾预防、扑救及社会救援工作的消防队伍，包括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等消防组织。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社会消防组织的建设和管理。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社会消防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将社会消防组织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增加投入，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消防组织，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鼓励和支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居（村）民委员会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消防组织。
　　鼓励单位和个人捐助社会消防组织建设。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社会消防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实施监督、指导，具体工作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消防机构负责。公安派出所应当协助公安消防
　　机构对辖区内社会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
发展改革、财政、经贸、人事、劳动保障、交通、建设、规划、工商、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社会消防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社会消防组织及其成员在消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显著成绩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社会消防组织建设
　　第七条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消防规划，组织建立专职消防队。
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经济比较发达的标准，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单位以及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大型集贸市场，
　　重要的车站、码头，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
　　前款规定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单位（核电厂除外），由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经同级人民政府确定，报省、市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第九条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建立的专职消防队，其选址、建筑标准、装备标准、人员配备等应当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执行。除城市人民政府专职消防队外的其他专职消防队建设，参照城市消防站的建设标准，可以单独组建，也可以联合组建。
　　专职消防队建立后，应当报省公安消防机构验收。
　　专职消防队不得擅自撤销；因单位被撤销或者分立、合并以及其他法定情形确需撤销或者重新改造、组建的，应当报省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第十条街道、乡镇、居（村）民委员会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由职工、居（村）民组成的义务消防队。
除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外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以及高速公路、长大隧道（1000米以上）、住宅区物业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建立义务消防队或者配备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消防管理工作。
　　城市社区建设应当把消防建设列入重点内容，并把消防安全作为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重点工作，建设与社区发展相适应的消防管理和服务网络，组建义务消防队，切实做好社区的消防安全工作。
　　义务消防队应当根据防火、灭火的需要，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
　　义务消防队的建立及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应当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专职消防队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热爱消防工作，有奉献精神；
　　（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三）年龄为十八周岁至四十五周岁，身体健康；
　　（四）经过消防业务培训合格，取得公安消防机构的上岗证书。
　　专职消防队的负责人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相应的消防专业知识和组织指挥能力。专职消防队负责人的任免，应当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第十二条公安消防机构应当确定人员，定期对社会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提高社会消防组织防御和扑救火灾的能力。
　　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将社会消防组织纳入火灾防救网络，充分发挥社会消防组织的作用，增强各种消防力量区域协同防救火灾的能力。


第三章社会消防组织职责


　　第十三条专职消防队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承担责任区域内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消防知识；
　　（二）定期进行防火检查，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落实防火责任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三）建立防火检查档案，按照国家规定设置防火标志；
　　（四）掌握责任区域内的道路、消防水源、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点部位等情况，建立相应的消防业务资料档案；
　　（五）制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点部位的事故处置和灭火作战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六）指导培训义务消防队；
　　（七）扑救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有关部门调查火灾原因、处理火灾事故；
　　（八）定期向公安消防机构报告消防工作情况；
　　（九）按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义务消防队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消防安全知识，提高群众自防自救能力，协助做好消防工作；
　　（二）督促他人遵守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劝阻和制止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
　　（三）开展防火巡检，报告火灾隐患，提出改正意见和建议；
　　（四）参与制定事故处置和灭火作战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五）参加火灾扑救，协助保护火灾现场；
　　（六）按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社会消防组织在防火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有权要求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及时改正；对不改正的，应当报告公安消防机构或者当地公安派出所。公安消防机构或者当地公安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处理。
　　第十六条专职消防队应当制定业务训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专职消防队应当严格执行执勤制度，落实执勤人员，完成执勤任务。专职消防队的执勤、灭火、抢险救援、业务训练，参照公安消防部队执勤和训练的有关规定执行。
　　义务消防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训练，提高扑救火灾的技能。
　　第十七条社会消防组织应当定期维护保养消防装备、器材，确保完好有效。
　　社会消防组织的消防车、消防艇、泵等应当定期进行检查，每月不少于2次，并制作检查记录。
　　第十八条社会消防组织接到火灾报警或者公安消防机构的调派命令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进行灭火救援。
　　社会消防组织在火灾扑救、抢险救援以及其他消防活动中，必须服从公安消防机构的统一指挥。
　　社会消防组织的消防车、消防艇前往执行火灾扑救或者其他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任务时，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船舶以及行人必须让行，不得穿插、超越。交通管理指挥人员应当保证消防车、消防艇迅速通行。


　　第四章社会消防组织的保障


　　第十九条人民政府建立专职消防队的，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人员聘用（招用）计划。
　　其他专职消防队由组建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和本单位消防工作实际需要确定人员，保证其正常运作。
　　第二十条人民政府建立的专职消防队，其营房建设、器材装备、人员工资福利等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其他专职消防队所需经费由组建单位负责解决。
　　义务消防队的器材装备、学习培训、出勤补贴等所需经费，由建队单位负责解决。
　　第二十一条专职消防队的组建单位应当与消防队人员依法签订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在合同期间按照规定为其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并可根据工作需要或者消防队员的年龄、身体等情况实行岗位轮换。
　　企业专职消防队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不得低于本单位生产职工享有的平均待遇。
　　第二十二条社会消防组织应当配置完备的安全防护器材，保护消防组织人员人身安全，减少灭火救援中的人身伤亡。
　　第二十三条社会消防组织的人员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在业务训练、火灾扑救、抢险救援中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应当由组建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解决医疗、抚恤等问题；组建单位无力承担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解决。符合革命烈士申报条件的，应当按规定申报。
　　第二十四条社会消防组织的消防车、消防艇，应当按照特种车辆（船艇）上牌，安装示警灯，设置专用标志。具体办法由省公安机关会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社会消防组织的消防车、消防艇免缴养路费（航道养护费）；执行灭火抢险救援任务的消防车、消防艇往返途中免缴通行费。
　　社会消防组织的消防车、消防艇，不得用于与消防和抢险救援工作无关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有关的正常必要的消防费用支出，作为企业的管理费用，按规定在征收企业所得税前予以扣除。
社会消防组织的营房建设、车辆购置等附加税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予以减免。
　　第二十六条社会消防组织参加责任区以外的火灾扑救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经公安消防机构核定后，按下列规定补偿：
　　（一）被施救单位参加保险的，从保险公司偿付的施救费中补偿；
　　（二）被施救单位未参加保险的，由起火单位负责补偿；
　　（三）保险施救费补偿不足或者起火单位无能力补偿的，由火灾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偿。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对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和本办法规定职责的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未履行本办法规定职责的，由有管辖权的机关或者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或者其他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专职消防队接到火灾报警或者公安消防机构的灭火救援调派指令后，不立即赶赴现场的，由公安消防机构给予通报批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权处理的机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二○○五年九月一日起施行。1993年4月5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义务消防组织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2号）同时废止。


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将主要探讨在民商法发展历史中，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演进的历史轨迹，寻求两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互动与相互关系，并进而细分出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在两者个性与共性的碰撞中，本文将探究这个转变过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最后，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将对我国商法的现实任务与历史使命进行一番展望。
关键词：民事主体 商事主体
引言： 在今天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商法的触角可以说已经扩充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学者们所言的那样，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社会。在近代世界史上，商法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见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保护神。正因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11世纪起，西方社会就开始将目光投向它，重视它。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欧洲各国掀起了编撰商法的浪潮。时至今日，人类对于商法的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市场秩序的建立、资本的流通、市场主体的规范等方面确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但在中国，对于今天这样一个人们能够耳熟能详的“法律名词”，把它放到20年前去的话，知道的人或许就没有几个了。正因为此，商法在我国的历史还很短，在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商法的观念、商法的意识还远未得到弘扬与树立。因此，在今天，高举商法的旗帜、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商法的精神，是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的。正如商法学者范健讲的那样“世界范围内的商事立法运动肇始于18世纪初，延续至今，它是人类社会迈向法制的重要一部。它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从无序到有序、从偶然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转变，实现了从上层建筑向经济基础的渗透。如果说，宪法的诞生为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新世纪创造了政治基础上的法律基础，商法的发达则为“平等”、“权利”、“自由”在“尘世”的落实奠定和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依据。它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乃至世界法律的同化产生着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商法时代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商法时代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典、法规和制度，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完善中国商事立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商法制度，重现商法时代的精神，这对于向现代化过渡的中国，其意义远非囿于一个法律部门和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商法对于奠定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础，对于变革民族和社会的观念，对于“民主”、“自由”、“权利”、“平等”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落实，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商法的进步是时代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法律主体与商事主体
在法律上，主体一词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通常指人。但是，作为法律主体的人，不仅仅是自然人，还包括法律拟制的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在法律上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体。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主体一词的界定不尽相同。在民法中，民事主体是指享有权利享有义务的人；在刑法中，刑事主体是指因犯罪而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在行政法中，行政主体是指实施了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相对人；在国际法中，主体主要是指国家主权的行使者与义务承担者，即国家。
在大陆法系国家，从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主体被分为公法上的主体和私法上的主体。公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不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国家、政府、政府的相关机关以及其他行为人；私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参与者的个人和组织。私法上的主体，在广义上，被统称为民事主体，它是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在国家或政府参与平权交易时，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
二 民事主体向商事主体的演进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是部门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因此，商事主体也是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本人认为探讨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关系，应该归索于民法的历史发展中来。众所周知，民法又称“市民法”。在罗马法中，市民法是相对于万民法而言的。所谓市民法是调整罗马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中世纪的欧洲处于教会与皇权的铁桶统治之下，市民法曾一度衰落。17、18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资本主义革命风起云涌，近代市民社会开始形成。这为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法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基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更是近代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以次为开端，随后在欧洲大陆掀起了编撰民法典的浪潮。近代民法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苏俄民法典》相继诞生。虽然，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后，各国对民法典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是民法典的基本框架是在近代形成的这一事实，却是不争的了。
人们常说：“民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相比教起民法悠久的历史，商法的历史应该说相应的就要短的多了。这主要是因为，一，古代人们的立法技术还没有达到给各个部门立法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古巴比伦，还是在古代的中国，人们都是用一部法典将各种事务糅合在一起。二，在古代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了主流地位，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缺少制定商法的社会迫切需要（这里面当然与古代重农轻商政策的因素有关）。基于这些原因，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文明中，完整而独立的商法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其实，在当时，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的法律还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包含于统一的法典之中，并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商事交易行为也是早就存在的了。追溯人类的历史，人们的交易行为应该说从很早的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易，再到后来的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以致后来较大的集市的出现，都可以证明商事交易活动很早就伴随了我们人类的祖先。但正如前面所言，悠久历史的民法和恒古就有的商事活动都不能说明商法自始就存在了。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应该追溯到中世纪商人习惯法。随着11世纪城市的成长，产生了商会，它领导了城市自治的斗争……由于商人已经成为众多独立阶层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他们迫切需要对其利益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以实现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由于商会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有条件运用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自治规约，并实施于本商会内。该种规约于11世纪至14世纪之数百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 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爆发，人类历史进入了近代，在中世纪商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商事法迅猛发展，开始向国家成文法过渡，各国开始编撰商事法典。与民法的相对稳定性不同的，商法在近代以来充分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特性，法德这些民商事立法典范国家的商法典都有不同程度的更改。尤其是进入到当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对商法典的修改频率也明显加快，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法。
从上面两者的发展历史轨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在中世纪以前的社会，民法出现，其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市民社会的普通市民。而同时期的商法没有以成文法典出现，因而商事主体也没能够作为独立的主体对象被法律所规范。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在这一时期应该说处于雏形阶段，主要是公共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共同利益组织以及民间政治团体等。 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法人主体，主要是以财产为结合目的的共同体，而区别于现代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法人。
2 中世纪，民法受到压制。但该时期的欧洲，随着商品经济的成长，商人阶层开始出现，并自发的形成了商人习惯法，用以调整商事贸易。除了商人阶层的出现外，这时期，商法意义上的法人主体也开始萌现。如被称为“海上协会”的股份公司、“柯曼达”式的合伙等。
3 近代资本主义时期，随着封建势力的推翻，出现了近代法治的高潮。大量的民法典与商法典涌现。而突飞猛进的商品经济浪潮也对民商事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事主体进一步被完善，商事主体则出现了很多新的形态，比如有限公司、合伙等等。
4 进入到当代，各国民法典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商品社会，商法典则积极的应变跟进，对一些新的商事主体形态进行了规范。
三 当代商主体观念的变革：从商人到企业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所占有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它的存续和健康地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确保企业健康运营，避免破产、解散的企业维持制度成为商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传统商法中，无论奉行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原则，商人始终是商行为的主体，是商法调整的对象，商法在一定意义上被人们视为了商人法。虽然这种状况的存在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是无可否认，这种立法体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不仅商法的反对者们对之持以否定观点，西方国家中有见地的商法学家们也早就对之抱着批判的态度。因为以商人为主体不仅导致理论上存在缺陷，而且也与现代社会中企业所发挥的益发重要的作用不相匹配。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相当多的商法学家们认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已不再是传统观念上的商人，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和组织形式的企业；企业才是商法中的主体和商法调整的对象，才是商法的核心。由此，商法的任务就是调整企业在一定社会中的经营活动，即以企业的形态、企业的成立及消灭、企业的运营与管理、企业的资金筹措、企业的会计及决算、企业的交易等为调整内容。
可以说，将商法的调整对象由商个人变为商法人，不仅是理论完善的需要，更是商事法律适应现实变化的需要，这从更本上体现了法律与现实之间互动的关系。
四 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联系、区别
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等主体都属于商法所规范的对象。只不过在商法中体现出不同的特性罢了。具体来讲，商事主体可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事合伙（国家不能直接从事商事活动，其商事活动是通过其授权投资机构或部门来实现的）。
正如前面所言，商法作为民法的部门法，商主体因而是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故其具有民事主体的一般特性，即主体的“自由与平等”性。但它又有不完全等同于民事主体的特性。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因而“独立与自由”便是民法的终极价值，在民法的规范下，各民事主体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的“新关系”，它突出的表现为，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人格独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人格平等）。而作为商品经济产物的商事法，“安全与效率”便成了其终极价值。在其规范下的商事主体们以追求营利作为他们的最高目标。与此相适应，为了保障整个市场秩序的建立与良性运转，商事法对进入市场的主体都进行了严格限制。实行对当事人严格义务和责任规定的严格责任主义。并且，民事主体相比，当代商法主体观念还明显的体现出从商个人向商法人倾斜的倾向，总的来说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
1 民事主体一般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统一为基础。但是，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构成之必备要件，行为能力则是非必备要件，权利能力可以独立于行为能力而存在，如未成年人，虽不具有行为能力，但已有权利能力，他就可以在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成为民事主体。与其不同，商主体之构成必须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者，所实施的行为在商法上应属无效。因此，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互为依存。
2 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不同时产生。一般情况下，就自然人而言，权利能力产生在先，行为能力在后，但商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总是同时产生的。
3 许多公法上的主体，如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但其不得成为商主体，不得从事商事经营活动，这就是各国法律所奉行的政府部门不得成为商事主体，不得直接经商办企业的原则。
4 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民事主体之构成，既有行为人积极行为，更有行为人消极行为的结果，如财产的继承关系，赡养、抚养关系等之中主体的形成。而商主体之构成，一般必须是行为人积极法律行为的结果。这是因为商行为是行为人积极的、有意识的行为，非行为人自愿的、有意识的行为，将导致商行为无效。
5 商事主体的资格的取得一般需要在国家指定机关进行登记注册。因此，其主体资格存在取得与丧失的规定。而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不存在此种情况。其主体资格与生具有。
五 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的意义
从民事主体的出现再到完整意义上的商事主体的出现，这个过程看起来或许平淡而自然，但是深究其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个转变中蕴涵着巨大的意义。首先，从法律规范上来讲，我们都知道法律的出现都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需要它们来调整的社会关系。商法典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出现，而且也为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品交易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其次，从社会功能上来讲，商法典的确立，商事主体的完善规范，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和运转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从历史意义上来讲，商法典的确立，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体现，是商品经济领导世界的必然趋势的反映，也是为“平等”、“权利”、“自由”在“尘世”的落实奠定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从这些层面上来看，商法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了，可以说没有商法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社会。
六 我国的现状
1992年，我国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建立这一体制，我国加快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像《公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相继出台。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法律也不够健全。尤其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残余思想，使得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还不具备商法的观念、商法的意识。又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中计划的色彩还比较浓。比如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的问题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在我国已加入WTO，即将与世纪经济接轨的情形下，重视商法、弘扬商法理念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商事立法不完善，立法混乱、各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还时有存在。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需要通过大量相关的法律制度来进行规范与协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而我国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滞后，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刚建立不久有关。还比如，虽然我国目前存在一些像《公司法》、《票据法》等商事特别法，但却还缺少从民法过渡到商事特别法的一般性条款。还有就是存在着立法源头混乱的状况，致使各个法律之间出现相互冲突与矛盾的局面。例如，我国商事主体资格的取得需要在行政机构进行登记，但关于具体到哪一个机构登记，目前的法律规定还比较混乱。
2 政府职能不够明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只能仅仅停留在对整个社会的引导与服务这一层面上，而不能超越这个权利对企业、市场价格进行直接指导。但在我国，政府部门显然还没有适应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插手企业和市场的行为时有出现。这从更本上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3 国有企业问题严重。比如大量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国企进入市场的优惠政策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转。
4 社会缺乏商法意识、商法理念。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残余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使得目前我国商法意识还比较缺乏。交易中欺诈、缺乏诚信的现象大量存在。
面对上面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着手：
1 完善商事立法，统一协调各商事特别法。完善商事立法，除了在将来需要加大商事立法力度外，我们还需要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加入与商法特别法相衔接的一般性条款，从而实现民商法的顺利过渡。同时，我们还应该协调好目前的商事法律，使得整个商法体系清晰、明确，从而能够有效的为市场经济的运转提供保障。
2 转变政府职能。这需要政府从更本上改变过去的那种“管家婆”的角色，而充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那只看不见得手。
3 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即对条件允许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则进行拍卖或者让其破产。同时需要打破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实行市场主体一律平等的原则。
4 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商法精神、商法理念。确立诚实、信用的商法道德，为市场秩序的建立提供道德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