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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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交通规费征稽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路交通规费征稽管理，确保国家公路交通规费应征不漏，促进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公路交通规费的征收稽查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公路交通规费，是指国家、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征收的用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管理和客运站点建设的公路养路费、车辆购置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和公路客运附加费。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凡拥有机动车、挂车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车主），均有依法缴纳公路交通规费的义务。从事非营业性运输的拖拉机除外。
第五条 自治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是全区公路交通规费征稽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公路交通规费征稽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公路交通规费的征收稽查工作。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收取公路交通规费。
县级以上各级公安机关、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协同征稽机构做好公路交通规费的征收稽查工作。财政、物价、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公路交通规费的征缴、使用实施监督。
第六条 自治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征稽管理工作的需要，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必要的公路路口、桥头、渡口和隧道口设置公路征费稽查站。实施公路征费稽查必须保障公路畅通安全和有利于交通运输生产。
第七条 征稽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和执行公路交通规费征收稽查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依法对缴纳公路交通规费的情况进行稽查；
（三）对落户、转籍、过户、改装、报废以及调驻的车辆进行建档查验和征费管理；
（四）对车主缴费情况进行年度审验；
（五）对违反公路交通规费征收稽查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八条 公路交通规费的征收办法、标准及其票证的印制和使用管理，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车主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车籍地征稽机构按章缴纳公路交通规费或办理减征、免征手续。
车主因特殊情况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车籍所在地缴纳公路交通规费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缴纳公路交通规费。
第十条 公路交通规费按月缴纳，车辆购置附加费除外。车主可根据经营状况自愿与征稽机构签定协议，在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包干缴费比例幅度内实行年度包干缴费。
第十一条 凡车辆符合国家和自治区减征、免征公路交通规费条件的，由车主向当地征稽机构提出申请，经自治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执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决定减免公路交通规费。
对车主提出减征、免征公路交通规费的申请，征稽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二条 经核准减、免征公路交通规费的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全额缴纳公路交通规费：
（一）改变使用性质的；
（二）变更使用单位的；
（三）超出使用范围的；
（四）参加营业性运输的；
（五）车主未按期办理减、免征手续的。
第十三条 农用拖拉机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按月或按季缴纳养路费，并按其挂车装载质量享受比照汽车养路费费额减半征收的优惠。车主自愿实行协议包干缴费的，按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减征养路费。
从事农田作业、抢险救灾、交售自产的农副产品的农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公路的，一律免征养路费。
第十四条 车辆报停的，车主应当到当地征稽机构按规定办理停驶手续，并交存公路交通规费标志证件，从次月起停缴公路交通规费。
车辆年累计报停时间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因交通肇事、司法扣押、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特殊情况，经征稽机构核准后可以延长报停时间。
实行年度包干缴纳公路交通规费的车辆未经协议双方同意，当年不予办理报停手续。
第十五条 公路交通规费异动手续由车籍地征稽机构办理。
未按规定办理公路交通规费异动手续转买转卖车辆的，由车籍凭证上标明的车主承担缴费责任。
第十六条 征稽机构根据车辆异动和新车落户管理工作需要，可以实行与公安车管机构联合办公制度。
第十七条 按规定缴清公路交通规费的，由征稽机构发给缴讫证及有关标志证件。
车主凭公路交通规费缴讫证及有关标志证件行驶，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 车主必须在规定时间到车籍地征稽机构办理公路交通规费年审手续。对审验合格者，车籍地征稽机构应当出具年度审验合格证。
第十九条 征稽人员执行公务必须按国家规定统一着装，佩带、出示统一制发的标志证件，持停车示意牌。对不符合规定的，车主有权拒绝检查。
公路交通规费稽查专用车辆须装置专用标牌和标志灯饰。
第二十条 征稽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收费标准，提高办事效率，方便车主，文明服务。禁止提高收费标准和增设收费项目。
征稽机构应当在其收费场所的明显位置公布公路交通规费的征收依据、程序、标准、办法、减免费规定和协议包干缴费比例幅度的规定，设立举报电话和投诉站点，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第二十一条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公路交通规费的使用管理制度。征收的公路交通规费按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实行预算管理和专户储存、收支两条线制度。公路交通规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截留、挤占、挪用和坐支。
征收的公路养路费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用于公路养护、建设及养护事业发展。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公路养路费的使用、公路养护管理列入年度考核计划，保持路面设计等级，保障公路畅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征稽机构责令补缴应缴公路交通规费，并按逾期天数每日加收应缴费额1％的滞纳金：
（一）不按期缴纳公路交通规费而未超过3个月的；
（二）不按规定额度缴纳公路交通规费的；
（三）有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而未全额缴纳公路交通规费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征稽机构追缴应缴公路交通规费，每日加收应缴费额1％的滞纳金，并可处以应缴费额30－－50％的罚款：
（一）不能出示公路交通规费缴讫证及有关标志证件的；
（二）在报停期间行驶的；
（三）拖欠、偷漏、逃缴公路交通规费3个月以上的；
（四）倒换、涂改、顶替、伪造公路交通规费缴讫标志证件的；
（五）拒缴、抗缴公路交通规费的。
车主因未携带公路交通规费缴讫标志证件，依照本条前款第一项规定补缴公路交通规费后，自补缴交通规费之日起15日内向征稽机构出示原公路交通规费缴讫标志证件的，征稽机构应予退还重复征收的公路交通规费。
第二十四条 对未按本条例规定缴纳公路交通规费而又不能就地补缴的，征稽机构可以采取暂扣证、车的行政措施责令限期补交。暂扣驾驶证、行驶证的，由征稽机构出具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和自治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联合监制的暂扣凭证。
征稽机构暂扣车辆，必须向车主出具公路交通规费违章待理证，并按有关规定进行登记。
征稽机构对暂扣车辆应当妥善保管。暂扣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使用暂扣车辆。暂扣期间造成车辆及随车物品遗失、损坏的，应当由扣车单位予以赔偿。
第二十五条 车主自车辆、证件被扣之日起3个月内，应当到征稽机构接受处理。车主履行缴费义务后，征稽机构应当在24小时内（节假日顺延）发还其车辆、证件及随车物品。
暂扣车辆满3个月车主仍不接受处理的，征稽机构可依法委托拍卖机构将暂扣车辆拍卖，拍卖所得冲抵拍卖费用、暂扣车辆保管费用、车主应缴公路交通规费、滞纳金、罚款后，余款退还车主。
第二十六条 以暴力抗缴公路交通规费，妨碍征稽人员执行公务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征稽机构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征稽人员玩忽职守、▲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当事人财产损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军队所属企业车辆及军警装备车辆从事社会营运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6月12日
对职能管辖冲突情况下法院不予受理1的剖析

邓强* 岑剑平*


[关键词] 职能管辖 不予受理 退案 非法证据
[摘 要] 本文着重对法院认为提起公诉案件需要变更管辖而不予受理所依据的理由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将职能管辖绝对化是与职能管辖的立法精神相违背的；违反管辖范围的取证并不必然导致证据无效，它与非法证据不是一回事；法院将其认为需要变更管辖案件作退案处理，这不仅在现有法律上没有根据、逻辑上将陷入悖论，而且造成与有关法律的冲突，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不符合法治发展趋势。

一、问题的缘起
2000年9月至2001年6月间，犯罪嫌疑人甲利用担任A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的职务之便，在负责业务过程中，采取收款不入帐、虚列开支等手段先后多次从B证券M营业部、C工商信托投资公司N营业部等处收回的返佣金及销户本金中，侵吞公款计人民币62.4万余元。
对这一案件，我市某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举报后，以贪污罪立案侦查，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部门后，经审查，根据查明的甲的主体身份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实际，以职务侵占罪向区法院起诉。区法院初步审查并请示上级法院后认为，案件既然属于职务侵占则不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遂将案件退回检察院。法院作退案（不予受理）处理的理由是：职务侵占案应当由公安机关侦查管辖，现在检察院却予以立案侦查，由于侦查主体不合法，导致本案取得的所有证据无效。
众所周知，职能管辖冲突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六类：一是本来应该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而由检察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如职务侵占案、商业受贿案；二是本来应该由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案件而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如贪污案、受贿案；三是本来应该由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而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如侵占案、侮辱、诽谤案；四是本来应该由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的案件由原告人向法院自诉；五是本来应该由国家安全机关、海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侦查管辖的案件而由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如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六是本来应该由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职能管辖而由国家安全机关、海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的案件，如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是第一种情形。也恰恰是第一种情形中，法院往往对其认为需要改变职能管辖而将之提起公诉的案件作退案处理。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二、对问题的剖析
我们认为，在侦查的初期，如果发现管辖不对，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变更管辖。但在侦查机关将案件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后，起诉部门经审查（形式审查和实体审查），由其基于公诉权而确定的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未经开庭审理是无权指令检察院变更管辖并对提起公诉的案件作退案处理。因为法院的这种处理方法其所依据的理由缺乏充分根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剖析之一：法院的这一做法与刑诉法关于职能管辖的精神不相符合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职能管辖是公、检、法三机关立案受理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这种管辖分工是司法机关的内部分工和司法资源的内部分配，它着眼于从技术层面上进行划分，这有别于司法权的划分，更不能将这种分配等同绝对的司法权划分。1、职能管辖是刑诉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具体运用，三者是有机的统一，而不能片面强调哪一方面。刑诉法职能管辖的规定可以防止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互相争夺或者相互推诿，因为司法机关只有依照法律规定的管辖分工，才能更好地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各自职责的分明，反而会使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这就会与刑诉法关于职能管辖的立法精神相违背。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的案件数量不少，而且司法人员在将法律规定运用来处理待处理案件时，将不可避免带有主观色彩来解释法律规定（如主体对法律条文理解不同，对案件定性也就会不同）以运用来解决当前案件。这些都决定了不可能绝对分明地按照职能管辖的规定来处理案件。因此，过分地强调各负其责，将使案件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不能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从而背离职能管辖的精神。实际上，职能管辖不仅体现分工负责，而且也体现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因此，公、检、法三机关在按照职能管辖的规定进行刑事诉讼时，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还得相互支持，通力合作，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共同完成查明案件事实，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的任务。2、在实践中，职能管辖存在交叉管辖的情况。六部委《规定》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涉及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案件时，应当将贪污贿赂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进行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进行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主罪与次罪的划分，应当以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为标准。3、立法本身存在的模糊性也使职能管辖不可能做到界限绝对分明。刑诉法第18条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些案件有那些，法律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司法解释。这类案件只能根据司法实践经验来确定，这主要包括：（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而立案侦查管辖权限不明确的刑事犯罪案件；（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案件，检察机关通知公安等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公安等侦查机关仍不立案侦查的刑事犯罪案件；（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法律新规定的重大犯罪，而司法机关又无明确管辖分工的刑事犯罪案件。对这些案件，经基层人民检察院层报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可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1]。4、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性质、地位来看，职能管辖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除负责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外，还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这使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可以及时发现刑事司法机关不严格执法的情况，以确保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而这一监督权在职能管辖上的表现就在于，对检察院认为应当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检察机关通知立案，公安机关拒不立案，为避免案件时过境迁，检察机关可以直接立案。这样，既能解决特殊情况下公安机关拒不立案的问题，又能为对追究公安机关及其他人员拒不履行职责的责任提供事实依据。如果片面强调管辖的明确（有时根本做不到），不仅会造成对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而且也会取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剖析之二：违反管辖范围的取证与证据的非法性不是一回事
首先，侦查机关违反管辖范围取得的证据并非都是非法的。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因职能管辖变更，变更前侦查机关取得的合法证据，变更后的侦查机关也一直在当作有效证据在使用，法院也一直在使用它们判案。非法证据不是指的这种情况。非法证据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主要是指收集证据不合法，它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1）、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即不具备法定取证主体资格的人收集提取的证据，如私人侦探通过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等。侦查机关超越管辖范围通过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与之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因为管辖变更而否认通过合法程序收集的证据效力，那么法院可能一个案子也判不了（这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如前所述，职能管辖的划分是司法机关内部大致分工，证据的合法性不是指这一问题；（2）、收集证据的程序或方法不合法，如通过刑讯逼供、非法搜查、侦查陷阱等方法取得的证据。我国刑诉法禁止刑讯逼供，因而使用刑讯手段提取的被告人口供就不具有这种证据的合法性；（3）、收集的证据种类或来源不符合法律的规定[2]。其次，非法收集的证据并不都是非法的。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一规定没有规定非法取得证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上述规定实际上是以证据分类来确定非法证据的效力。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法律则赋予审判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它们有可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在国外，尽管多数国家的立法中都设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规则的具体内容、排除的范围却互有不同。由于非法证据之“非法”存在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各国立法中很少一概排除。第三，证据是否合法、有效，在未经法庭审判前，它只是一种可能的证据。我国刑诉法第47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6条也相应作出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律师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或者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辨认、质证才能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依据”。
剖析之三：法院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不予受理的理由，不仅在现有法律上没有根据，而且在逻辑上将陷入悖论
1、于法无据。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因其认为违反职能管辖的规定而作退案处理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7条第（一）项“对于不属于本院管辖或者被告人不在案的，应当决定退回人民检察院”和第（五）项“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二）至（六）项规定的情形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或者决定不予受理”的规定。但是，这里的“管辖”不是指职能管辖而是指审判管辖，并没有规定因职能管辖不对而决定退回人民检察院。而决定“不予受理”也不是指职能管辖不对或者所收集的证据无效，而是指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2、将陷入悖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假如公安机关对某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属贪污罪，于是变更管辖，由检察院自侦部门立案侦查后，再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庭前初查后认为是职务侵占案，于是再度变更管辖。而检察机关以法院所要求的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应该是贪污罪，这时该怎么办？是否还要退回检察院，再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立案侦查？（2）假如检察机关以贪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以贪污罪作出一审判决。但在二审程序中，上级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应当定职务侵占罪，那么法院是否仍认为管辖范围不对，侦查主体不合法，收集的证据无效，决定将案件退回检察院，再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假如检察机关以贪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一、二审程序，法院以贪污罪作出终审判决，然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应当定职务侵占罪，这时是否以前收集的证据统统无效，仍需变更管辖，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交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查？显然，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怎样回答，都将陷入悖论。不难想象，如果按照法院对其认为需要变更管辖而决定不予受理（退回）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的理由的逻辑来推理，那么法院到头来可能一个案子也判不了。另外，法院的这种处理方法也有可能使一个“错误”，增加为两个错误，从而增加了犯错误的概率。侦查机关根据职能管辖的规定，对某一案件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部门审查起诉。在这一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是基于侦查权、起诉权而进行的认定。但这种认定是相对的，并非是绝对的。他们的认定可能是错误的，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是法律所允许的，它可以通过法院的实体审判得到纠正。换言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有权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的认定，并依法作出侦查终结、提起公诉的程序性决定，但这只是程序意义上的认定，而不是最终的法律定性。而现在法院却未经实体审判就认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起诉的罪名不对，需要变更管辖，因此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这实际上是将检察机关的认定看作是绝对的，从而陷入“未审先定”的有罪推定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依据刑诉法第150条的规定，对于公诉案件，法院在庭审前只能进行程序要件的审查，而不能预先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再者，如果检察机关以管辖变更后的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而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是不对，那么这说明原先变更管辖和起诉的罪名是错误的。这是第二个错误。这样也就增加了犯错误的概率。不过，前一个错误与后两个错误有本质区别。
剖析之四：法院的这种处理方法也将导致有关的法律冲突，并且与有关的法治原则相违背，不符合法治发展趋势
1、必然导致法律冲突。（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冲突。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错捕、错判的，国家都将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因职能管辖可能错误的案件，如果按照案件本身的性质来看，可能并不需要赔偿。但是，现在法院将这类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这将使赔偿发生。这将严重损害国家法治的权威。因为这类赔偿本身可以避免。（2）与刑诉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相冲突。我国刑诉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可以看出，只要查清了犯罪事实，证据确实、充分，法院可以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第（二）项进一步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司法解释明确指出法院有权也有义务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正是据此行使着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力，而不受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限制。在查清事实、证据的基础上，根据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确定相应的罪名和刑罚。但是，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作退案处理的理由则与这些规定相冲突。因为，在一、二审程序或者再审程序中，法院经过审理，如果将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改变了，如将贪污罪改变为职务侵占罪，那么是否表明前面的证据都是无效的，需要变更职能管辖，重新立案、侦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法院也就无权改变罪名，这显然又与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违背。2、违背有关的法治原则，不符合法治发展的趋势。(1)背离无罪推定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当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我国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条法律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定罪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没有经过法院终审判决以前，对任何人都不得以罪犯对待，而不管他事实上是否有罪；二是人民法院确定任何人有罪，必须经过依法判决，即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开庭审理，依据刑法规定作出有罪判决，并正式宣告。而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作退案处理的方法则与这一原则相违背。因为法院在未开庭审理之前，就主观地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对，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是暗示有关部门，被告人有罪，换一个部门，变更一下管辖，就能开庭审理。这实质上是在未经法院终审判决前，就将被告人当罪犯看待；二是暗示否定了一个罪名，而又肯定了另一罪名。这实质上是未经实体审判前就改变了罪名，这也就是未经审判就确定公民有罪。（2）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的积极目的是惩治、控制刑事犯罪，维护法律秩序，保护社会安全。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具有一定的效率，有成效的侦查犯罪和指控犯罪并通过及时的审判来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因此，拖延的诉讼和大量的耗费是难以实现刑事司法的效率，难以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从而最终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刑事司法活动应当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这要求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应以尽量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耗费来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并实现客观公正这一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法院对案件的这种处理方法是与这一原则相违背的。因为这一做法使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作了调查、侦查工作的案件，因为法院先入为主地改变罪名和管辖，而将案件移送给对案情一无所知的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使之从头开始办案，这必将耗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增大诉讼成本。（3）不利于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被告人是权利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因此，需要加强对他们权利的保护，这也是刑诉法权利保障原则的要求。在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对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负有保障的义务，不得加以限制或者剥夺。而法院的这种作法，不仅可能贻误战机，而且无端造成办案期限延长，超期羁押等不良情况。这与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人权保障的趋势不相协调。因为它造成被告人长期处于被怀疑、被控告的不确定状态，对其身心健康、社会交往、经济活动与政治生活带来一系列严重影响，尤其在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后，宕延诉讼，导致被告在未定罪的情况下长期受羁押，其权利遭受的侵害更严重。
三、结语
综上所述，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的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在现有的法律上找不到根据，而且会造成一系列的后遗症。因此，我们认为，在现行法律未作出修改之前，法院应当尽快停止这种错误作法，并通过进入实体审判来改变罪名。另外，应尽快通过立法确定案件管辖改变前所收集的证据效力问题，或者通过法律具体明确检察机关在侦查中的法律监督权，或者改变现有侦查机构的设置来解决这一状况。
1 在法院看来，决定“不予受理”和“退案”所依据的理由是相同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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