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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交通局


转发省交通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杭交办〔2007〕97号


各区、县（市）交通局，市公路局、港航局、高管局、交通质安局：

现将省交通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浙交〔2007〕155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三日


浙江省交通厅文件

浙交〔2007〕155号

关于印发《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市交通局（委）：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查处工作，维护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厅制定了《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处理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六月五日

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处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处理工作，维护工程建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工程建设质量，依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交通部《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所称的质量举报，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书信、电话、电子邮件或来访等形式，检举、反映公路水运工程在建设期间工程实体存在的质量缺陷活动。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省厅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省交通厅负责全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的监督管理和高速公路、国道及大型水运工程质量举报的处理。各市交通局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工程质量举报的监督管理和省道及以下公路工程、其它水运工程的质量举报处理。

质量举报处理具体工作由省、市交通主管部门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受理机构）实施。

第四条 工程质量举报的受理应当遵循公正、高效、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受理机构应向社会公开质量举报电话及办公地址。

各公路水运建设项目应在施工现场醒目处设立告示牌，向社会公布质量举报受理机构名称及质量举报电话。

第二章 质量举报的受理

第六条 受理机构在接到各类质量举报案件时，按下列程序进行受理，并填写《质量举报受理记录单》。

一举报人采用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书面举报的，受理人员应仔细核查举报材料所举报的工程名称、地点、部位、指认的质量缺陷及相关证据等情况是否具体详细。

二举报人采用电话举报的，接听人员首先要开启电话录音功能，并告之举报须知。在详细了解举报工程名称、地点、部位、指认的质量缺陷和相关证据及举报人联系方式等情况后，告知举报人本单位质量举报受理的传真号码、通讯地址等，请举报人提供书面举报材料。内容包括：

1.举报人的姓名、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2.举报工程名称、地点、部位；

3.举报的质量缺陷、相关证据；

4.所掌握的其它情况及举报人的要求等。

举报人不愿意提供书面举报材料的，以电话录音内容为依据。

三举报人采用来访形式举报的，受理机构应实行首问责任制。首次接待人员根据举报人反映的情况，确定受理部门（处、科室），由受理部门进行接待、受理。

1.当有书面举报材料时，受理人员应仔细核查举报材料所举报的工程名称、地点、工程部位、指认的质量缺陷及相关证据等情况是否具体。如所提供的举报材料不够具体详细，受理人员应通过与举报人谈话方式，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并做好谈话记录。谈话记录须经举报人核实后签名确认。

2.当无书面举报材料时，受理人员应向举报人提供纸、笔等，请举报人书写举报材料并签字确认。若举报人书写有困难的，可由受理人员采取谈话记录方式，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谈话记录须经举报人核实后签名确认。

第七条 当举报人反映的质量缺陷、工程部位等情况不够具体详细，难以立案调查时，受理人员应向举报人作出解释，请举报人提供具体情况后再行立案调查，或经举报人同意，由举报人进行现场指证具体部位及质量缺陷。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举报，可不予受理：

一工程部位或质量问题不具体，且无法与举报人联系或与举报人联系无法进一步确认的；

二已有调查结论，并且举报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三举报事项已提请仲裁或已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

第九条 当举报人举报的工程或举报的内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受理人员应向举报人说明情况，并告知举报受理单位及其它有关情况。

第十条 举报受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举报调查过程中，不得透露举报人的姓名、电话等信息或者将举报材料转送给被举报人。

第三章 质量举报的调查

第十一条 工程质量举报调查处理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及时、属地解决的原则进行。省管项目由厅质监局负责调查处理，所在地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局）配合，也可由厅质监局委托所在地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局）进行调查。市管项目由所在地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局）负责调查处理，对于案情严重、影响重大的举报，由厅质监局派人协助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 受理机构可指令被举报工程的项目业主（建设单位）派人协助调查，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应积极予以协助。

第十三条 工程质量举报调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现场调查核实举报所指认的各项情况；

二查阅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等资料；

三核查举报工程部位的施工记录、检验报告、监理抽检记录、旁站记录及试验检测资料等有关原始记录和质量保证资料；

四召集相关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人员分别进行谈话询问，详细了解有关施工、监理、检测等情况；

五根据情况确定检测方法、方案进行检测或开挖、开凿方案进行检查，查明质量缺陷具体情况。必要时可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第十四条 如果出现有关资料无法证实、现有检测手段无法检测的，可通过原设计单位验算或专家论证等方式确认。

第十五条 对工程进行开挖、开凿检查的，调查人员应在开挖或开凿前后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保留相关证据。

第十六条 受理机构应根据调查情况，及时汇总相关证据，形成调查报告。对于上级批转案件，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调查报告。

第十七条 被举报工程的相关施工、监理、设计、检测单位或材料供应商及相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调查，不得阻扰或敷衍了事。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恐吓、威胁或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四章 质量举报的处理

第十九条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的，受理机构对已认定的质量缺陷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一工程质量不满足质量标准的，应责令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返工、返修处理，消除质量隐患。

二如调查认为存在的质量缺陷有可能影响结构安全或耐久性的，应责令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相应资质设计单位）进行验算；如经调查确认存在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缺陷时，应责令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相应资质设计单位）进行加固或补救设计，并督促有关单位进行加固、补强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三对违法的质量行为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举报人为署名举报或留有联系方式的，受理机构应将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及时反馈举报人，并应听取举报人有关意见。

反馈经过应予以记录并保存。

第二十一条 举报人对调查结论或处理意见有异议的，举报人可以向受理机构的上级机构申请对调查结果及处理结果的审查。

第二十二条 上级机构经审查认定原处理程序或处理结果明显失当的，应批转回原举报受理机构重新做出处理决定；对有重大影响的质量举报，也可以直接处理。

受理机构对批回的质量举报，必须认真复核，复核意见及时报送上级机构。

第二十三条 质量举报处理一般应在30日内办结，遇案情复杂需延长处理时间的，须经受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并向举报人说明原因。

第二十四条 举报受理机构应建立质量举报档案，受理、处理质量举报形成的文字、图纸、图片、声像、电话录音等资料应当按要求保存。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对恶意举报者，一经查实，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举报受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推诿、敷衍举报人。若举报受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认真受理质量举报，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工程质量举报记录及调查报告格式

附件

附件





工 程 质 量 举 报 记 录











编 号：



举 报 人：



工程名称 ：

















质量举报受理记录单

编号：

基 本 情 况
举报人

联系电话

工作

单位


联系地址

邮编


工程名称


书 面 举 报
举报内容：

记录人

日期


电 话 举 报
电话记录内容：

来电时间
时 分
来电号码

电话录音
有 □ 无 □

记录人

日期


举 报 受 理
处（科）意见：

处（科）领导

日期


领导意见：

局（站）领导

日期







质量举报调查处理记录单

编号：

延期处理
是否延期

延期天数


延期原因


处（科）意见：

处（科）领导

日期


领导意见：

局（站）领导

日期








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


调查结论：

处理意见及建议:



调查人

日期


处（科）意见：

处（科）领导

日期


领导意见：

局（站）领导

日期


举报反馈情况
向举报人反馈内容：

举报人对反馈的意见（有无异议）


反馈时间

反馈方式

反馈人

日期


汇报情况
向上级领导汇报经过：

汇报人

日期


附件
调查报告名称









质量举报调查报告格式



一、 举报及受理情况

二、 举报工程概况、参建单位、主要人员

三、 调查情况

一举报问题一：

调查情况：

调查结论：

二举报问题二：

调查情况：

调查结论：

三举报问题三：

调查情况：

调查结论：

………

四、 总体调查结论

五、 处理意见及建议

六、附件：有关检测报告、图纸、图片、声像资料、电话录音记录等







试论刑法修改也应体现“宽严相济”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２月27日正式对外公布了2007年立法计划。值得关注的是计划中列明：2007年８月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将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可以想见，现行刑法的再一次修改“指日可待”。回顾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对现行刑法作过七次修改，其中以出台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进行过六次修改。引发笔者思考的是，我国刑法在多次修改中，体现了较明显的“犯罪化”和重刑化的立法思路。在全社会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司法领域大力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今天，立法机关是否应当在刑法修改时也体现“宽严相济”，应当成为我们研究论证的一个课题。
一、我国历次刑法修改情况的简要回顾
自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对刑法典先后作出七次修改，有个七单行法律文件（一个补充规定和六个修正案）。它们分别是：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其对刑法典的主要修改内容是修改了刑法第190条（“逃汇罪”），将逃汇罪的主体由国有单位扩张到非国有单位、增加规定了“骗购外汇罪”。2、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其主要内容是对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第八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进行了修正，增加规定了“隐藏、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财务报告罪”、修改扩大了第168条（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同时增加规定了其法定量刑幅度、将有关证券交易的犯罪扩大适用于期货领域、扩大了第225条（非法经营罪）适用范围。3、2001年8月31日《刑法修正案（二）》，内容是对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的修正，将其修订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即将刑法保护的对象由原来的耕地扩大至耕地、林地等农用地。4、2001年12月29日《刑法修正案（三）》，以修改和规定恐怖性犯罪行为为主要内容，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和“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这两个新罪名，扩大了第191条洗钱罪的对象（增加了恐怖犯罪活动）。5、2002年12月28日《刑法修正案（四）》，其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将第145条的“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罪”的犯罪形态，将其由原来的结果犯修改扩大到适用于危险犯，明确规定了“走私废物罪”、增加了“非法雇用童工罪”和“枉法执行裁判罪”。6、2005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五）》，其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加了第177条之一规定了关于信用卡的犯罪，同时修改了第196条，增加规定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亦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情形。此外，关于军人犯罪，第369条增加了一款。7、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这是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对刑法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修改补充。修改、补充了刑法有关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投资者利益、商业贿赂、洗钱、赌博、虚假破产、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枉法仲裁等犯罪的规定，涉及刑法20个条文。
考查上述我国现行刑法的历次修改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对现行刑法的上述修正，主要是在对经济犯罪形态认识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变化而做出的对经济犯罪相关内容的完善，作出的修订是对刑法典本身就应当包括内容的补充和完善，因而修订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立法机关对我国现行刑法的七次修改内容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增设新罪名；二是扩展原有罪名的覆盖范围；三是对某些犯罪提高法定刑幅度，加大打击力度。体现出了立法机关在刑法修订过程的两个总体思路，一是“犯罪化”，即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增加刑法涉足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二是重刑思想，即通过提高法定刑，增强刑法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提高刑法对相关犯罪行为的威慑力和一般预防效果。笔者认为，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宽严相济”已成为刑事司法领域大力推行的刑事政策的今天，立法机关应当改变“犯罪化”和重刑主义的立法思路，遵循“轻轻重重”的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刑法的修正中贯彻“宽严相济”。特别是在刑法修正案的频繁出台和刑法修正条文的不断增加已成常态化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十分迫切。
二、在刑法修改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必要性
如果说犯罪化（criminalization）与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刑罚化（penalization）与非刑罚化（depenalization）是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主题，那么，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重刑化还是轻刑化则是中国当代刑法改革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两大现实选择。（1）
首先，当前我国刑事立法与刑法修订不能以“犯罪化”为原则。
我国学者对于我国刑事立法应当以犯罪化为原则还是以非犯罪化为原则存在着较大争议。（2）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情势下，立法不应当片面强调“犯罪化”。刑事立法是以“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为原则，应当以本国刑事立法的状况为依据。我国刑事立法在1997年修订刑法典之前，由于刑法规定受“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指导，刑法条文过于简单，对于大量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刑法典上没有规定，甚至为了弥补刑法规范过于粗疏可能造成的法律漏洞，1979年刑法中还规定了类推制度。在那种情况下，建立较严密的刑事法律体系无疑是当时刑事立法的首要任务，“犯罪化”也当然是那一阶段刑事立法的首要选择。但在我国刑法典1997年大规模修订之后，我国刑法典条文达452条，刑事法律的覆盖范围、规范的严密程度与修订前的刑法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再在刑事立法中片面强调“犯罪化”，一味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是不合时宜的。理由有二：
一是在刑事立法中过分强调“犯罪化”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罚是最严厉的国家强制方法，它是用损害（犯罪人）法益（自由、财产、荣誉以至于生命）的办法保护（被害人）法益。犯罪化和刑罚圈的范围过宽，刑法泛化，刑罚触角延伸的过长，必然导致德国法学家赖德布鲁赫所称的“刑事法规的肥大症”或迈耶所担忧的“无可忍受的刑法上的通货膨胀”。 （3）在我们强调“犯罪化”并试图精心编出一张严密的刑事法网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刑法网编制的越严密留给公民、社会的自由空间就越少，在通过用刑法调整方式抑制违法行为的同时，刑法本身也可能窒息社会生活的活力，妨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考虑是否将某种行为“犯罪化”时应当慎之又慎。
二是将轻微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处理，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还有损刑法的威严。有限的刑罚资源过于分散的投入，会导致刑罚资源投入日益增多而刑罚效能却不断降低的刑法基础危机，这一点不必多说。将轻微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处理还有损刑法的威严。一些赞成“犯罪化”的学者主张借鉴国外有些国家“违警罪”的设置，提出在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原则，并认为可以再通过刑事司法中的“非犯罪化”作为修正。这种主张，没有注意到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礼仪廉耻、特别忌讳犯罪污点的社会。仅从法律规定上看，不仅刑法中规定有受过刑事处罚者入伍、就业时的报告制度，而且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都规定有对受过刑事处罚人员的各种资格限制的条款（如禁止成为公务员、限制从事某些行业等等）。一个人如果被刑罚处罚过，将在一生中受到种种不利对待。因此，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犯罪化”，把不法行为过多地作为犯罪来追究，势必造成被处罚者对国家的怨恨，大大地削弱公民与国家的合力，影响刑罚适用的总体效果。同时扩大刑罚的打击面，也将造成刑法的泛化和刑罚的膨胀，使相当多的人因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而受刑事追究。让社会中的其他人产生刑法对“鸡毛蒜皮”的事也管的印象，动摇刑法在社会、公民心中的地位。进而如果试图通过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非犯罪化”对刑罚适用进行调节，显然有“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之嫌，更是有损于刑法的权威。
因此，笔者认为刑事立法中不能以“犯罪化”为原则。在刑事立法中对待某种行为的“犯罪化”必须相当慎重。
其次，我国刑法修订应当逐步改变长期以来的重刑化倾向。
立法中的重刑化能否扼制犯罪本身存在争议，自不待言。问题是刑法修订时，单纯提高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其修订动机和效果值得怀疑。刑法在制订之时，对某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是作出过较为严格的评估，并据此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刑法修订时在不改变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单纯提高对该项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只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刑法制订当时对该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评估存在偏差，必须要通过提高法定刑加以修正；二是刑法制订时，没有估计到某种犯罪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出现，在该行为大量出现后，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对该种犯罪的法定刑，来扼止住该种犯罪行为的多发态势。后一种情形就是刑法修订中重刑化思想的体现。笔者认为这一重刑化思想应当摒弃。某种犯罪行为是否高发是与特定的经济、社会形势相关联的，与刑法对该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是否合适没有必然联系。我国长期坚持“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并没有扼制住刑事案件的逐步增加的态势，已经证明了用重刑治理犯罪的思路不能解决刑事犯罪现象。在刑法修改时提高对个别犯罪的法定刑并不一定能扼制住该种犯罪的发生，相反体现出国家对公民的一种苛严的态度，且体现出国家对于该种犯罪行为能否扼制的不自信。贝卡利亚说过：“刑罚的威严不在于其严厉，而在于其不可避免。”笔者认为，对有高发态势的特定犯罪，国家应当主要依靠司法机关加强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加以扼制。比如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的高发，并不是刑法对于该种犯罪的法定刑偏低，而是与司法机关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做到“有罪必究”、“有罪必罚”有密切的联系，解决这类问题应当通过司法领域的努力来实现。在立法中应当逐步改变重刑化倾向。
在上述分析了刑法修改中不应过分强调“犯罪化”与重刑化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当确立刑事立法遵循“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行的思路，同时改变过去的重刑化思路，在刑法修改时做到“宽严相济”。
笔者理解“宽严相济”的本意应当是：在社会治理中，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根据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自身的不同情节等因素，做出合理安排。主要是指强制性的处理，如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等的施用上，符合社会发展内在的要求和趋势，实现既不会放纵危害社会的行为，又起到警示教育和引导的作用。可以说，宽严相济，应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应当体现在刑事立法、司法和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各个环节，并不应当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政策，仅限于刑事司法环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这样解释：过去乱世用“重典”，而盛世则是“政简刑清”。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跟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此形势下，实行刑事立法的“宽严相济”，也就是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在刑法修改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点建议
在刑法修改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囿于笔者的法律修养和知识层次，在此只能提出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改中至少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入手，体现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
一是缩小刑法适用范围，将部分犯罪或者犯罪行为部分“非犯罪化”。比如，对《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竞合规定的有关犯罪行为进行研究，将一些犯罪从刑法中去除，将该行为完全交由行政处罚。《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竞合规定有关犯罪行为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类是法律条款内容完全一致（如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规定）；另一类是法律条款内容基本一致（如寻衅滋事的规定）。这类竞合如何解决已经成为司法实践部门头疼不已的问题。（4） 在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保留了治安管理机关对于刑法规定的部分犯罪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最高立法机关对于某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是否需要刑法加以调整的认识产生了变化，令人困惑。虽然有人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法律效力不能高于全国人大制订的《刑法》，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毕竟是具有对《刑法》修改权的法定机关，对这类法律竞合如何处理还是无法达成共识。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竞合规定的有关犯罪行为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在刑法修改时将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治安处罚足以处理的犯罪从刑法中去除；或者增加刑法对该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提高刑法适用的“门槛”，对该种行为不严重的，予以从“宽”处理，交由行政机关处罚。刑法从相关领域的退出，更能体现出刑法的谦抑和威严。
二是适当扩大“告诉才处理”犯罪的涵盖范围，将部分犯罪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交由被害人决定，给当事人双方和解的空间。如针对个人财产的故意毁坏财物的犯罪等，交由被害人决定是否追诉。
（作者：陈晨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
注释：（1）梁根林：《论犯罪化及其限制》，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
（2）《刑事立法“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 载《检察日报》2007年4月8日第1版
（3）转引自梁根林：《论犯罪化及其限制》，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
（4）参见：杨新京：《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竞合问题研究》 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