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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民事调解中的积极作用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调解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纪实
钟建林

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开发商逾期四年多一直未交房，业主遂诉至法院要求开发商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案件审理中，人民陪审员和主审法官一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双方的调解工作，终于促使双方就违约金数额、房屋交付等事宜达成全面的和解协议，最后案件以业主自愿撤诉的方式顺利结案，“案结事了”。

【案情概要及案件审理、调解经过】
原告张某某。
被告XXX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
2007年3月27日，张某某（买受人）与XX公司（出卖人）签订一份编号为XXXXXXXX号的《XX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张某某购买XX公司开发的XX市XXX路XXX号“XXXX”小区第X幢XXXX号商品房；房屋建筑面积154.11平方米；房屋单价每平方米2831.40元，总价款468988元；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付清；交房日期为2007年7月28日前；合同第九条是“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内容为出卖人自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房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买受人已交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张某某向XX公司一次性付清购房款468988元，加上税费等，共计付款495822元。
此后，XX公司因规划变更，未能于约定的2007年7月28日前交付房屋，而且直至张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都仍未交房。张某某遂要求XX公司依约计付逾期交房违约金65850元。XX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只表示同意减免今后的2万元物业管理费。双方就此协商不成，张某某遂于2011年3月8日诉至法院，要求XX公司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65850元。
2011年6月13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后的法庭调解中，主审法官建议双方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争取达成调解协议。对XX公司，法官建议要充分考虑一个在合同签订当日就一次性付清购房款近50万元，但至今四年了还没看到房屋的购房人的心情；对张某某，法官则建议还是要考虑XX公司未能如期交房，毕竟是因相关部门批准的规划发生变更所致，带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并不完全是XX公司故意违约造成的，因此也宜“得饶人处且饶人”，适当做出一些让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在此基础上，法官提出XX公司一次性给付张某某逾期交房违约金4万元，同时双方立即办理好交房、产权过户等一切手续，确保今后不再产生任何新的争议的调解方案供双方参考。
对于法官的上述调解工作及建议方案，张某某表示愿意做出适当让步，但违约金绝对不能低于6万元。XX公司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则表示自己虽然是XX公司的全权诉讼代理人，但那只是名义上的，真正作主的还是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给付张某某逾期交房违约金4万元，还得由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拍板。
在此后的调解中，两位人民陪审员余晓琴和蔡厚成，从人情伦理、生活经验等多方面、多角度地对张某某开展了调解工作。人民陪审员对张某某说：一方面，如果本案不能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解决纠纷，那么即使法院判决支持张某某有关违约金的全部诉讼请求，XX公司也有可能会上诉；上诉的结果则有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地对张某某有利；即使二审判决也支持了张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但双方的关系则有可能由此更加恶化，进而XX公司有可能继续拖延交房，今还有可能拖延产权过户；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张某某则必然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来解决这些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舍轻取重则实在是划不来。另一方面，如果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同时就房屋交付和产权过户等事项一并友好协商解决，那么张某某则可以尽快使用房屋，包括尽快出租房屋获得租金收入等，这样因让步而少得的逾期交房违约金就完全可以通过租金收入得到弥补。总之一句话，本案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协议，对双方纠纷的全面解决，对确保双方各自的损失降到最低，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经两位人民陪审员苦口婆心地调解劝说，张某某全面权衡，慎重考虑后，最终接受了逾期交房违约金确定为4万元的调解方案。
此后，承办法官趁热打铁，从XX公司的全权代理人那里索要了XX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手机号码，当庭给他打电话，向其通报庭审情况，并建议其积极考虑法庭提出的调解建议。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后，表示愿意接受法庭的调解建议，同意与对方签订以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4万元和立即办理房屋交付手续为核心内容的和解协议。自此，张某某和XX公司之间纠结了四年之久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终于以双方在法庭建议下互谅互让达成协议的方式得到全面解决。
2011年6月23日，张某某来到法院，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状。撤诉状中载明，XX公司已经给付张某某逾期交房违约金4万元，办理了房屋交付手续，双方再无其他任何争议。法院遂裁定准许张某某撤诉。

【工作感言】
在有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民事案件审理中，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有真实的调解意愿，那么就应当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案中，两位人民陪审员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全面做了张某某的调解工作，使得张某某能够全面权衡判决和调解的利弊得失，从而最终作出既坚持了原则——XX公司必须给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又予以适当让步——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要求，但避免判决后XX公司上诉而有可能发生的不利诉讼后果、避免今后双方因伤了和气而在交房、产权过户等方面再度发生新的争议，乃至再度形成新的诉讼——的调解决策。没有宽容，没有体谅，没有理性，没有全面权衡，就不会有真正的纠纷解决！本案的审理和调解，充分发挥了人民陪审员在促成当事人和解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案最终调撤结案，而且“案结事了”，正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诠释。
（作者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野人是人吗？
——兼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变迁

江苏省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 2002级 刘炳杰 邮编:210004


[内容摘要]：当各大新闻媒体陆续报道发现“野人”踪迹时，法律人不禁陷于迷惑之中，他们不禁要问：“‘野人’是人吗？‘野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当然，笔者在文中试图重新构建人之所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原因或者说是理论，抑或是是说是重新构建要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件来回答法律人的以上问题。但是，在重构法律关系主体成立条件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原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范围重新“洗牌”。所以，在对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的“洗牌”时，笔者将以“人能否被抛弃？”作为起点附带初步探讨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
[内容摘要]：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客体、特殊物
一、引言——发现“野人”的踪迹的报道，引起理论的困惑
当我们在因特网上的搜索引擎上输入“野人”两个字的话，那么排列在网上前端的肯定是关于发现“野人”的报道，有国内的报道，也有国外的报道。剔除这些报道中的虚假成分，法律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野人’是人吗？‘野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吗”？实际上，法律人的这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果“野人”是人的话，那么是否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要在法律上对他们进行对人立法呢？二是、如果“野人”不是人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使他们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对于分解过后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难回答的，争议也应该不会太大的。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笔者就认为我们就不能够草率地回答了，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新的，但也是十分复杂的法理学问题——某些特殊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笔者认为，这一个问题我们暂时还不需要急于回答的。我们可以逆流而上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某些特殊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会有什么意义呢”？法律人也许对于这样一句话不会太陌生“主体是权利义务之所属，客体是权利义务之所附，法律事实是权利义务之所成”[1]。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变迁会给法律关系的种类带来“革命性的冲击”。所以，笔者希望对法律关系现有的研究理论的反思来重新构建法律关系主体成立的要件，进而探讨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变迁问题。
二、 正文
一、对现有的关于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的反思
众所周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是在德国的法理学研究中提出的，而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是不流行的，至今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也是鲜有学者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不系统的研究。但是，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中的地位的飞升并非在德国而是在前苏联，这是前苏联法学家的功绩。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法律关系产生于德国而发展（发达）于前苏联。目前，国内对法律关系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对其认识的研究基本处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关系概念的认识
何谓“法律关系”？我国学者有以下几种表述：
1、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关系”[2]。“这种客观制约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法律关系是法律确认和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外壳，因此，任何法律关系必然要受到相应的社会生活关系原型的制约；二是，法律关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生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主导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必然对法律关系的状况构成制约。[3]”
2、吕世伦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4]”。“法律关系具有以下三种属性：即法律性、意志性[5]和社会物质性”[6]。
3、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7]。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化，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8]。法律关系也是法律价值得以表现和实现的形式[9]。”[10]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对法律关系的概念的认识上基本是相同的，大家基本都有这样的认识：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是受制于客观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并且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和法律价值的表现和实现的形式。
（二）、对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的认识
1、 吕世伦教授认为，“任何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都得具备三方面的条件：首先，必须具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这是法律方面的要求。其次，必须有具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这是主体方面的条件。最后，必须许具有法律事实，即现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特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11]。”
2、虽然张文显教授并未直接提出构成法律关系的条件，但是，他却提出了以下标准作为检验一个社会关系是否是法律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性，即“相关性、对称性、可逆性和双向性[12]。”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中透露了一个共同信息，那就是“法律关系仅仅是人际相互关系[13]。”他们认为人对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用张文显教授的四个标准来检验的话，那就是这两者“在实质上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相互性[14]。”
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外学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就会对传统的环境法律关系提出质疑。比较具有典型的学者的观点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关于环境法律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范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的法律关系是间接的法律关系，它们并不直接发生关系。看来，传统的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是要面临新的挑战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构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构成条件了。
二、某些特殊的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从哲学上将，“主体相对于客体而言，主体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任何事物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具有自在、自为的属性。自在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独立价值；自为是指主体具有能动的属性，即认识和实现自己价值的能力[15]”。但是，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所以，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规定的，而且从属于其他客观因素[16]。
而从张文显教授在上述的检验是否是法律关系的四个标准中，我们可以推倒出一个结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具有相互性。
按照以上两位教授的观点，某些特殊之物是不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而无论它有多“特殊”，它始终是物。但是，笔者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植物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难道他（她）们符合两位教授的标准吗？”此外，还有国外某些国家民法典对胎儿继承权的承认，认为胎儿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
不难看出，以上学者对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的。记得在《法学家茶座》（第一辑）里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范忠信教授在谈到一则关于小狗欢欢的继承权的案子中，他认为，当前我们之所以认为植物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1、植物人是我们人类的同类；2、人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3、法律规定了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且规定了代理制度。这样的理由让想到了世界司法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认司法审查制度时马歇尔大法官的如下逻辑推理：1、宪法也是法律；2、宪法比普通法的法律效力更高；3、所以，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这两者相比较而言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看来似乎我们对人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论证的理由是十分符合逻辑的。但是，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动物就没有生存需要了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动物怎样行使自己权利呢”？那我还想问：“植物人、胎儿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吗？他们也需要由他人帮助自己才能够行使权利啊。难道动物就不能够有人帮助它行使权利吗？”。实际上，植物人正如范忠信教授所言：“植物人只是一堆会呼吸的静止的肉罢了”。看来，我们之所以规定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原因还是看在他们是我们的同类的份上。但是，这样一来似乎又有范忠信教授所言的那种“物种歧视”嫌疑。
是否真的是“物种歧视”呢？笔者认为并非这样。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资源目前具有稀缺性和珍贵性，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生活资料还很不充足。所以，人们当然不希望动物享有继承权利了，不然他们会认为是“狗权”高于（大于）“人权”了。笔者认为，这还只是肤浅的、表面上的认识而以。实际上，笔者认为，我们此时不承认动物的继承权是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等相关法律中已经规定了对于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有（如果死亡者生前是集体组织成员的，就收归集体组织）。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资源就得到了再次分配，实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矫正的正义”。至于为何这样做不会有“物种歧视”之嫌？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动物可以在一些场所得到看护，而且它们生存之需一般是有限的，它们无需占有主人遗留下来的大笔生活资源。否则，就会有资源浪费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决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根据是生产力，进而表现为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唯一的能够站得住脚的。笔者发现，目前社会上的白领阶层（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收入颇丰）喜欢过单人生活，但同时为弥补不足而饲养宠物，并把这些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之一，他们当然希望“家庭成员”（宠物）能够享有继承权利（即希望它们能够成为继承的法律关系主体）。这样，在他们遇到不测时，宠物也还能够在他们留下的资源的帮助下继续生存。
当然，正如笔者上述所言，法律关系主体取决于生产力，进而表现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试想，当我们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人们又希望自己所希望的宠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时，我们的法律规定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又何妨？
三、人能够被抛弃吗？——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吗？
正如李步云教授所言，“任何事物要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有价性，即对主体具有价值，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其二，法律性，即为法律所规定和调控[17]”。这也正同张文显教授对客体的评价是“有用之物、可用之物、自在之物[18]”。
那么人能否被抛弃呢？有人认为，当未成年人父母抛弃自己的儿女，而弃子（女）为他人所抚养时，亲生父母是否有权要回子女呢？他们认为，此时被抛弃的子女可与民法上的抛弃物同等处理。所以，此时的被抛弃子女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所以，亲生父母不得要求返还子女。
在这里，笔者对该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历史发展中也是不符合的。
首先，在理论上，我们通说认为，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无所有权，而有的只是抚养、教育的职责。所以，我们不能以之与物权相比而处理。
其次，在历史发展中，我们不难考察到人类是从法律关系的客体中逐步地解放出来的。在奴隶社会大量的奴隶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实际上奴隶也是人），他们可以被任意的买卖、打杀等。到了封建社会奴隶才得到解放，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虽然此时解放出来的奴隶的地位还很低下，但是，毕竟是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大家大概都清楚美国人主要是英国当时受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在当时的英国受到了不是人的待遇（可以说是把人当客体的待遇）。到了近现代，在德国纳粹执政时，德国纳粹制定了一些表面上并未把人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法律，但实际上，却是把人当作法律关系客体的“恶法”。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暴行。而这一切为世界上一些遭受到切肤之痛的国家所警惕，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他们在立法上关注人，防止不尊重人的立法。所以，把人规定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与历史想悖的，是与历史潮流所不吻合的。否则，就有可能够发生上面那些违背历史发展立法而出现的种种悲剧。
三、小结
人们总是在不断孜孜以求地探索自身，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所以，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某些特殊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在将来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国际（公）法的主体的扩张现象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条研究方向和思路吧！但是，历史向前滚动车轮决不会让人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
[注释]：
1、《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8
2、《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
3、《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188
4、《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5
5、这里的“意志性”应当包括国家意志性和个人意志性。
6、《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7
7、《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张文显 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