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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集中采购执行机构处境艰难

作者：谷辽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发表时间：2006年01月13日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采购中心是本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集中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执行机构。综观政府采购的整部法律，立法的本意是要在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建立起统一的法定执行机构，以实现国家公共政策目标，同时也是为了与国际上的政府采购制度接轨。为此，我国《政府采购法》从总则开始到第八章的法律责任，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进行了规范。为了保证执行机构独立公正地运行，同时也为了与《招标投标法》的相关内容进行衔接，《政府采购法》监督检查这一章节又用了大量的条款对执行机构的监督进行了规定。然而目前，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却处境艰难，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

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很多条款都有对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进行监督的规定，而对于非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不健全。我国《招标投标法》颁布前后，成立了名称各异的招标公司，组建了全国性的公共采购信息网络媒体，承揽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重特大政府采购项目。这些社会中介机构全部是以营利为目的，大部分依附于国家公共机关，通过国家相关部委的指定，控制权威的全国公共采购信息披露媒体，独揽国家和地方重特大公共采购项目的代理业务。这些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都不属于集中采购机构，处于现行法律监督之外。在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监督检查章节中，对非集中采购机构没有作出任何规定的同时，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的代理机构与法定代理机构同时存在，共同执行政府采购的代理业务。

而集中采购执行机构处境艰难。我国从１９９８年开始，许多推行政府采购试点的省市先后建立了隶属于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中心，执行本级政府的采购任务。《政府采购法》实施后，各级财政部门为了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主动与各政府采购中心脱离了关系，主管机关与集中采购执行机构进行了分离。纵向来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采购中心互不隶属，没有统一的主管部门进行管理；横向来看，各省市之间的政府采购中心没有任何的业务交流，互不联系。许多省市的政府采购中心，每年财政不给予拨款，自己寻找出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与招标公司大同小异的中介代理机构，但却仍然是以非营利为目的、法定的公共采购执行机构。由此可见，《政府采购法》没有处理好委托代理与法定代理之间的关系，给各级政府采购中心的有序发展带来了影响。

政府采购中心与财政部门彻底脱钩后，近两年的发展步履维艰。其一，没有统一的主管机关。有些集中采购机构的人、财、物从财政部门分离后，直接划入当地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或本级政府机关直属单位、政府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商务厅局管理、招标事务管理局等等。由于存在多头管理机构，不仅给财政部门监督带来难度，对执行机构的自身发展也造成障碍。其二，代理业务受到采购人的限制。虽然法律明确规定，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必须由政府采购中心进行代理，但中标或成交结果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取决于采购人。由此可见，法律还未赋予执行机构完整的法定代理权限。采购人不执行或者不接受政府采购中心的代理结果，现行法律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裁措施。其三，集中采购被强制纳入招标公司。由于法律对政府采购执行机构还没有明确的定位和充分授权，许多省市通过行政命令将政府采购中心强制并入招标公司管理，共同代理政府集中采购任务。在此情况下，集中采购执行机构不可能健康规范地发展，财政部门的监督也只能是流于形式。

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公共采购项目都是由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进行采购代理的。许多中介机构所代理的政府采购规模远远超过政府采购中心，但我们几乎看不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这些招标公司所代理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状况、有无违法行为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根据我《政府采购法》第６６条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集中采购机构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状况、有无违法行为等事项进行考核，并定期如实公布考核结果。从法律的这一条款来看，非集中采购机构无须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考核。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肯定是违反我国公共采购的立法宗旨。然而，并不违法。我国公共采购领域里有很多“猫腻”和不光彩现象都发生在业主和招标公司之间。因此，以营利为目的的中介机构更需要法律进行强制规范。为了体现法律的公平合理，政府采购法应统一监督考核标准。

为了实现政府采购的立法宗旨和政策功能，国家立法机关应将招标投标法纳入到政府采购法中，统一政府采购的执行机构，明确规定政府采购中心为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进行公共采购的执行主体，是法定的代理机构而不是委托的代理机构，同时立法还需要明确政府采购中心所享有的公共采购代理权力。只有公共采购法律制度的统一，才能有统一的主管机关，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质疑投诉程序和供应商权利救济制度，从而才能真正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３６）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文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谷辽海先生的新作《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中的连载文章）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何运用

郭山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是从反面进行规定的证据采纳规则，是对证据合法性规则的补充，是现代法制国家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但三大诉讼法都对证据制度作了一些规定，其中的“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刑事非法证据是指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刑事非法证据的存在，不仅干扰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可以导致冤假错案,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法则。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体现了保障权利、程序正当等现代司法理念，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治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是司法实践中维护公平正义的体现，是重大的制度性进步,本文拟通过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界定、排除的必要性、排除的理论依据、设立排除规则的构想等有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希望能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有所裨益。
证据是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也是司法实践通向实体公正的桥梁。证据为本要求从客观存在的证据去认定案件事实。司法实践中强调证据为本可以有效地反对司法专横和司法恣意，制止刑讯逼供、防止“逼供信”，树立文明、科学的现代司法理念。由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存在证据规则的匮乏，相关立法也较为粗糙，不足以对刑事司法证明活动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目前，有关机关正在布署对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对证据的主体、形式以及收集、提取的程序和手段作出具体规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一、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
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刑事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超越自身权限范围获得的刑事诉讼方面的证据材料，包括内容不合法、形式不合法、收集主体不合法、收集程序或方法不合法等四种类型；从程序和实体上讲，它包括程序违法但实体真实的证据和程序违法且实体虚假的证据（后者在证据能力上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所指的“非法证据”仅指程序违法但实体真实的证据）。与之相对应的，我国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2、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运用。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4、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因此，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上述合法性要求的证据即为刑事非法证据。
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所经历的取证、举证、质证与认定四个阶段缺一不可，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仍将围绕这四个环节，现有证据制度的上述缺陷增强了非法取证行为的隐性危险，如何设计适应世界发展趋势并满足现实需要的取证规则是构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合法取证原则，作为其配套的防范和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将赋予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
二、非法证据排除是人权保障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权保护的重点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为他们是刑事司法系统的打击对象，其人权很容易成为打击犯罪的牺牲品，当然，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司法的职能，保护被害人与打击犯罪是一致的，因为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涵盖在打击犯罪的社会整体利益之中。刑事诉讼作为双刃剑，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前者的实现程度影响着一国法制的文明民主形象。考察我国刑事诉讼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规定，不难看出：
我国刑事诉讼对被告人人权预防性保护薄弱，呈事后救济性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实施规则》第233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为保护被告人权利，虽表明我国现代司法对传统证据制度刑讯合法化的摒弃，但对如何预防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实物证据之排除，法律规定空白，特别是在既成事实下，如何处理缺乏惩罚性保护，代之以《国家赔偿法》给予事后救济，且列入赔偿的范围准入严格、补偿单一、标准偏低。
毋需讳言，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被告人和嫌疑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现代司法活动祟尚公正与文明，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为对人权的尊重，在此意义上说，注重人权保障是大利益。对个案来说，排除非法证据有可能放纵一个或几个罪犯，但接纳非法证据却危害整个国家司法文明形象，因为给予非法证据以法律效力，无论事后是否追究，都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种鼓励。寻求证据合法性的意蕴在于：实现实体公正，有效追诉犯罪与个人权利保障的平衡。而任何诉讼主体所采集的非法证据，构成对这两者任一方的侵害，破坏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整体效果，这种亦扬亦抑的做法也造成实践部门无所适从。因此对非法证据问题的思考，应坚持“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非法取证行为与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因而应对非法证据说“不”。
三、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
非法证据概指以违反法律规定为代价，以非法手段、程序、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因此认定是否是非法证据的标准有：
1、 收集证据的方法、手段可能违法。
基于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的重要地位，诉讼中负有收集证据之责的机关或个人势必竭尽全力收集证据。但法律并不允许任意取证。《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所以，以肉刑或变相肉刑的刑讯、以恫吓、威胁、以一定利益为饵的诱供，均属于非法收集证据的手段或方法，被严格禁止，依此手段收集的证据为非法证据。
2、 收集证据的程序可能违法。
司法人员或当事人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从91条至118条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均作了程序上的要求，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为非法证据。如缺乏搜查证而搜查到的证据、一名侦查人员询问获得的嫌疑人或证人口供为非法证据。
现代法治国家对非法证据采取否定态度的观点鲜明，但究竟哪些证据应被排除，各国态度与作法并不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如何处理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对来源或收集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予以排除，但对采用非法方法、手段或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如何处理也存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问题的考虑，应当与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与我国法治建设的长远发展，与我国的人文环境紧密相联，综合分析认定。下文将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二大类予以分析。
1、非法言词证据全部予以排除。
言词证据泛指通过人的语言表达表现出来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言词证据既具有证明力体现的自然属性，其表现形式又反映强烈的社会属性，即言词证据直接与人身权相依托，基于此，对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采取严格的排除规则。英美法系强调自白的任意性，即违背任意性的口供不具有证据能力，而美国贯彻更为彻底，它不仅排除违背正当程序的口供，而且排除由非法口供而获取的其他证据，即“毒树之果”。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特别是对任何人不得未经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该条有一个长达15条的解释，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规定了囚犯从符合卫生和精神需要的各项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讯逼供的否定和侦查取证程序的设计符合《公约》精神。顺应人权保障诉讼价值的追求和实现司法公正，理应将非法言词证据全部排斥在诉讼程序之外。
2、实物证据的排除应顾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就非法取得实物证据的行为与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行为比较，其危害性以及对证据真实性所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显然，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害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损害我国刑事诉讼的文明、民主形象，而非法取得实物证据的行为虽然也可能侵犯当事人或证人的合法权益，但远不如非法取得言词证据行为的危害性大，而且实物证据真实性受到的影响也较小。因而，对于某些重大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如果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弊大利小，应当趋利避害，由法官根据取证行为的违法情况及对真实性的影响程度综合分析认定，可不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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