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利代理服务机构收费及其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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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肥市社会力量办学暂行规定

2000年12月20日　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83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促进社会力量办学的健康发展，规范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社会力量办学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举办的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经费自筹，面向社会招生的各级各类办学机构。


　　第三条　社会力量办学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实施科教兴市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认真贯彻“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在我市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第四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社会力量办学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社会力量办学工作。


第二章　扶　　持


　　第五条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有利于增加教育投入，有利于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满足社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和选择性，各种办学形式都可以大胆尝试，积极探索。也可结合薄弱学校改造，在学校资产实行评估的基础上，对部分公办学校实行“民办公助”或“国有民办”等体制改革。


　　第六条　依法举办的社会力量教育机构经批准设立后,享有办学自主权，并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条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其投资机制，允许社会力量办学通过社会贷款、捐资、引资、股份合作等方式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其中社会赞助、捐资款项可在市、县教育、劳动行政部门列专户储存，按照捐赠者意愿，专款专用。企业可用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社会力量办学在使用土地和缴交建设配套费等方面，有关部门应视情优惠或优先安排。


　　第八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可以根据生均培养成本，提出学费和住宿费等收费标准。小学、初中的收费标准，按隶属关系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同级物价、财政部门核定；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成人中专、成人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及幼儿园的收费标准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和接受资助情况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学校在规定幅度内可自行决定标准，按学校的隶属关系报市、县物价、财政部门核定。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核提出意见，由财政、物价部门核定，并向社会公布。　　社会力量办学收费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收取的费用，纳入预算外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第九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可以面向社会自主招聘教职工,自主设岗，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大专院校毕业生来校任教，可由市、县人才交流中心实行人事代理、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和户籍迁移等。师范院校应有计划地为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培训师资。支持公办、民办学校教师合理流动，公办学校教师调到民办学校任教工龄可连续计算。


　　第十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对教职工的聘任、解聘、报酬、福利保障及工作职责等事项，依法订立合同。教师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审、评选先进等社会待遇应与公办学校同等对待，业务进修、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及教学研究活动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一视同仁，大力支持。


　　第十一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在校生及毕业生与公办学校在校生及毕业生在成绩考核、学籍管理、升学考试、奖励及处分、社会活动、交通乘车、户籍管理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社会力量办学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统筹兼顾，合理布局，协调发展。要制定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兴办教育的优惠政策，及时帮助解决社会力量办学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支持民办学校健康发展。


　　第十三条　公安、司法等部门应加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以保障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和舆论等部门应加大对社会力量办学的宣传力度,以求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章　设　　置


　　第十四条　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举办者应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能力。
　　(二)有组织机构、办学章程和发展规划。
　　(三)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固定教育场所、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及生活设施等。
　　(四)有懂教育、善管理和具备相应学历的校长，有与 办学规模、教学要求相适应的专职教师和熟悉业务的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五)有必要的办学资金和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


　　第十五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由举办者提出申请，按以下权限审批。
　　(一)在市区及郊区举办民办初中、职业初中、小学、幼儿园的，由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二)在三县举办民办初中、职业初中，由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举办小学、幼儿园的,由所在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三)在市、县举办普通高级中学、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成人中专和高等自学考试辅导及相当的培训机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并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举办成人高中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四)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技术等级培训及实施劳动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教育机构由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按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五)举办艺术、体育(武术)、卫生、财经、法律等培训的教育机构，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审核同意后，由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申请举办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必须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办学报告书、学校章程及发展规划。
　　(二)办学单位法人资格证明和办学者公民的身份、资历证明。
　　(三)学校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及身份、资历证明、教职工人员名单及学历、职称证明。
　　(四)学校名称、规模，学制及专业设置、招生范围。
　　(五)校址、校舍、校产、设备来源状况及其证明材料。
　　(六)办学经费来源状况及证明材料，办学资金的验资证明。


　　第十七条　社会力量申请办学，审批机关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给予答复， 对于符合本行政区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布局要求，并符合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经批准发给统一印制的《办学许可证》。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八条　规模较大的社会力量办学机构一般应设董事会，组成人员5－9人。董事会成员，应由热心教育事业,办学思想端正，作风正派，遵纪守法，能为学校作贡献的非国家机关在职人员组成,并要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第十九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的董事会成员的组成和更换应按规定报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无主管部门的由审批机关核准。董事会的任期，原则上为三年。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的校长由董事会按照校长条件提名报审批机关确认后方可聘任或解聘。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聘任的教师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审批机关应依法责令学校解除聘用合同。


　　第二十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应当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计划和标准，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保证教育质量。


　　第二十一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刊登、播放、张贴招生广告、简章应准确、客观、实事求是，经审批机关审查后方可发布。


　　第二十二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的毕业生经考核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或结业证书，学历文凭按国家规定的管理渠道颁发实行。其他教育机构的学生完成学业，由所在教育机构发给培训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注明所学课程和考试成绩，并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职业资格考试或技术等级考试，考试合格的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办学机构每个班级学额不得超过教育部门规定的同类同级学校的最高标准。


　　第二十三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须按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并选用经正式审定的教材，自编教材要经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四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重视因校制宜，开拓创新，办出特色，努力培养优秀人才。


　　第二十五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教育工会组织，并实行以教师为主体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保障教职工参加学校的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研究会作用，逐步形成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研究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社会各界依法监督的教育管理体制。


　　第二十六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应自觉接受审批机关的指导、监督和评估。评估结果可向社会公布，以促进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改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第二十七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应定期向审批机关报送财务会计报表，解答学员、家长及社会关于收费问题的咨询,接受教育、劳动、财政、审计、物价等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二十八条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因无法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需要解散，由教育机构董事会或举办者根据章程规定，写出要求解散报告，由审批机关核准，在校学生审批机关可协助妥善安置。资产应依法清算，所欠债务由董事会和举办者负责偿还。审批机关对核准解散的教育机构在新闻媒体予以公告，并收回办学许可证和印章。


第五章　奖　　罚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公办学校的表彰与奖励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社会力量办学。
　　第三十条　对于积极投入和引进资金兴办教育以及治学严谨，育人有方，依法办学，依法管理，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社会上享有良好声誉的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的集体和个人应及时地进行表彰，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三十一条　在社会力量办学活动中违反《教育法》或《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的，分别依照《教育法》或社会力量办学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未经审批机关审查同意，擅自发布招生广告的，由审批机关会同广告监督管理机关查处并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教育机构违反《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按无证办学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审批管理机关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批准机构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合肥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暂行办法》(合政〔1993〕111号) 同时废止。


民事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王丹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１．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4．简化调解书的制作。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律文书如何简化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涉及了该问题（即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情形下，制作法律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对调解书的简化作列举式规定不合理，应作原则性规定，使法官面对具体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有条件的法院可以采用格式调解书，当场制作并送达。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