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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姚建龙*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但是，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关键词 非人格化 犯罪实施 犯罪控制 阻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Impersonalization: implementing and controlling crime
Yao Jianlong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By impersonalising the victim, the criminal excuses himself from blame of his own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process of impersonalising criminals in government and society's control of cr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we have made, it is unnecessary and unwise to and should not impersonalize the criminals. The pullback of such impersonalization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to protect potential victim from possible violation, to control crime and cure criminals.
Key word: impersonalization,implementation, control ,pullback

一、非人格化：犯罪实施
被害人学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学科，一些犯罪学家克服传统犯罪学研究将研究重点限于犯罪人的不足，而将研究视角投向被害人，并开始关注犯罪人与被害人在犯罪情境中的关系。以色列学者萨拉?本-戴维在对强奸罪中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研究表明在强奸过程中，被害人根本没有被强奸犯当作人，在此特定情境下，被害人对强奸犯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或客体。正如雷斯尼克（Resnik）和沃尔夫冈所指称过的那样，强奸犯使用了非人格化的技巧。他们指出，在强奸过程中，强奸犯似乎是当被害人完全不认识他那样来行事，即使他们在过去曾有过亲密和长期的交往。在迪纳?梅茨格（Deena Metzger）立足于男女平等主义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强奸就是将妇女转化成一种客体、一件财产或一个肉体的表现。对于强奸犯人格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1]（P229）
非人格化技巧的使用并非仅仅存在于强奸犯罪中，大多数犯罪，特别是那些直接以被害人人身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中，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都有一个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的过程。他们在对被害人进行加害的过程中，极力贬低甚至抹杀被害人人格，以强化其犯罪心理，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使犯罪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犯罪人在犯罪前要进行自我辩解。自我辩解着眼于两个方向：其一，针对于事，包括对犯罪做无罪的认定（即否认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和以己度人——认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其二，针对于人（被害人），通常的做法是对被害人进行贬低，比如他是一个该死的人，一个坏人，她是个骚货应该被强奸，等等。这种针对于人的自我辩解——对被害人进行贬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联的过程，可以分为在犯罪实施前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进行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和在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而并非仅仅限于犯罪实施前。非人格化是一个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贬低甚至彻底抹杀的过程。犯罪人使用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技巧，主要在于解决犯罪与其自身道德、良心之间的冲突，使犯罪人得以实施犯罪行为。无论是犯罪实施前、犯罪进行中还是犯罪实施完毕后对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都是一个与犯罪人自身道德、良心斗争的过程。在行为的任何一个阶段对道德、良心的妥协都可能导致犯罪无法顺利进行，使犯罪向良性方向转化，譬如放弃犯罪、犯罪中止、对被害人表现出怜悯、同情甚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替代措施、犯罪后自首，等等。以下一个案例可以反映出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中的作用：1975年12月2日，在荷兰，一辆火车被七个蒙面持枪的男子劫持。他们是“南摩鲁根斯自由青年运动”的一批成员。为了施加压力，劫持者打死了火车司机和两名人质，下一名将被处死的是北荷兰一位名叫格拉德·瓦德斯的人。此人在将被处死之前向恐怖份子谈起了他和妻子以及他和他的一个养子之间的一些纠纷，希望在他死之前表示出他对妻子、养子的和解精神，并要求劫持者在他被处死之后将他的口信带给妻子与养子。在恐怖分子看来，此时的瓦德斯身上已经不再让人看到是一个无耻的压迫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同样有缺点、弱点的平常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人，劫持者竟一时难以下手。突然间，他们居然抓住另外一个人，对他们来说还“不熟悉”，在他们面前还没有表示出一个人的个性的人质，作为瓦德斯的替身杀害了。[2]（P837）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P6）人性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千古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在讨论非人格化问题时有一个理论前提——基于对犯罪人也是道德人的假设，即认为犯罪人也是道德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侵害他人时，会受到自身固有的良心、道德的谴责与阻扰。出于研究重心的考虑，本文不打算介入人性的争论，而直接假设人性本善——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所有心智健全的人都是道德人，这是本文研究所需要明确的理论前提。
二、非人格化：犯罪控制
两年前，笔者大学毕业到西南某市劳教戒毒所基层中队从事对劳教戒毒人员的管教工作。在基层中队对劳教人员的管理与其说是靠制度或者法律，还不如说是靠干警的个人魅力与威信。与所有新从事管教工作的干警一样，笔者面临一个在劳教人员面前树立管教威信的挑战。上天没有赋予笔者令人见而发憷的魁伟体魄，十余年的书生生涯又造就了笔者与人为善的性格。即便是劳教人员违反所规队纪，笔者也狠不下心依法施以惩戒，更不用说通过体罚或者虐待以树立个人威信。负责教导笔者的一位老干警开始对笔者进行教诲：“你是政府，那些劳教不是人，他们是贼（西南某市警界对违法乱纪者的通称），是人渣。”经过多次灌输，这一思想竟然也开始逐渐为笔者所认同，对劳教人员施以处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法律的必要的“杀鸡骇猴”，也变得坦然甚至心安理得。笔者的威信很快就在劳教人员中树立起来。
国家在控制犯罪的过程中，对犯罪人也有一个类似于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这一点在对犯罪人施以处罚的具体过程中最为突出。在监狱、劳教所等处罚执行场所中，如果完全把犯罪人作为与干警平等的主体，一个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一个父亲、母亲、妻子、兄弟、姐妹的角色，那么对犯罪人的管理尤其是惩戒在具体执行中将会变得困难起来。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拟制的人，它也遵循其固有的“良心与道德”，而犯罪控制难免对犯罪人造成“伤害”，那么对这一点的理解似乎要容易些。拓展到侦、控、审等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也是如此。譬如，在犯罪侦察阶段，人们常常把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比作猎人与狐狸，侦察人员也常常是以猎人自居。在公诉阶段，检察官习惯于用“没有人性”、“发泄兽欲”之类的词语来说服法官与群众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判决书中类似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词句亦很常见。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的两大功能。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是指对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一般预防功能的实现过程，事实上把犯罪人当作了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是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贬低甚至抹杀的过程。
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技巧应用的程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犯罪现象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对犯罪的打击与控制也成为国家的主要责任之一。个人一旦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在某种程度上滑向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国家在犯罪控制中追诉的对象——犯罪人。考察人类犯罪控制史，国家对待犯罪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对犯罪人人格的彻底否认到逐渐承认与尊重的发展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达到顶点，犯罪人一旦进入国家司法的领域，其人格基本上就是被否定的，基本上无所谓权利可言，人不在是人。刑讯制度、株连制度、残酷的刑罚制度等，几乎完全把犯罪人变成了国家在控制犯罪中的客体。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权利逐渐得到重视。各国在犯罪控制中普遍提倡重视和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也不再贬低或抹杀犯罪人的人格，刑讯、残酷的肉刑等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纷纷被废除。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程度逐渐降低的历史。国家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非人格化技巧的运用程度，不但反映了人类文明程度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国家控制犯罪能力的提高和手段措施的发展与进步。在古代与近代社会，国家控制犯罪的手段非常单一，刑罚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以单一的刑罚手段对付变化无穷的犯罪现象，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只能在刑罚的严厉性上做文章。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彻底地非人格化，也就当然的不可避免了。
今天，在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无论是在现行制度还是制度的落实上都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譬如，虽然我国已经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规定“任何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仍是在我国广泛遵循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里也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沉默权依然只是一个追逐中的梦想。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违背人是主体性原则、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是对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的否定，是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再如前文所提到笔者在劳教戒毒所的经历，笔者虽然不敢断言这种做法的普遍性，但其存在至少也是较为常见的。还有现行刑事诉讼浓厚的纠问式色彩，等等。
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舆论的作用，是一股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它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是巨大而无可替代的。社会舆论对实施某一类犯罪的犯罪人否定评价的高压态势足以使潜在犯罪人望而却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这样评价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当社会使盗贼或卖淫者声名狼藉时，这比惩罚他们还厉害”[4]（P242）社会舆论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正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来实现的。这种否定评价起到了一种对犯罪人的非正式制裁作用，它往往比正式制裁在犯罪控制中更为有效，在对犯罪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实际后果上也更为严厉。遭受刑罚制裁的罪犯，真正感受到的痛苦也往往不是刑罚本身的严厉性所带来的，而是社会公众因其刑罚生涯而给予的歧视与冷嘲热讽。
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否定评价，也包含了一个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过程。主流社会舆论习惯于用没有人性、禽兽不如、发泄兽欲、色狼、冷血动物、精神变态等词汇描述犯罪人，公众投向犯罪人的目光，有如打量禽兽。特别是对待那些传统的针对人身的暴力犯罪人，如强奸犯、杀人犯。社会公众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以牺牲犯罪人的人格为代价的。它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虽然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但常常是非理性的，容易走向极端。社会舆论习惯于用要么是人要么是禽兽的两极思维，看待犯罪现象；而且犯罪人“一次禽兽，则终身禽兽”，这种惯性思维很难逆转。
三、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一）潜在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主要以强奸犯罪为视角
在关于如何预防被强奸的论述中，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潜在被害人如何成功防止被强奸的典型案例：一个曾经强奸过6名妇女的男子供认，他在进攻第7位妇女时被对方“吓住了”。当时，他在地铁车站盯上了这位妇女，在一个偏僻的小车站，他跟着她下了车，并且准备伺机实施强奸。他紧跟着她。突然，这名妇女转过身来对他提出请求，说是夜深人静，单身一个人赶路不安全，请他陪送她回家。于是，这个原想作案的歹徒将女方送到家门口，而没有采取行动。事后，他说，他原来是想对她实施强奸的，但由于这个女人的举止行为，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色列学者查佩尔和詹姆斯对50名性犯罪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向强奸犯提出了两个问题：（1）“她做了什么使你停止了犯罪？”（2）“什么使你不想强奸？”关于答案的分析证明，当强奸犯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时，就不会再去实施强奸行为。调查样本中有75%的性犯罪者回答说，当被害人设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当她说把他们看作一个人时，此时他们就不会去实施强奸。对第二个问题，70%的人回答说当他们以人的态度来对待被害人时，就不想强奸她。例如，如果她告诉他们她的难处，说如果这样她的生活就毁了，或者恳求他们同情心的理解，强奸就不会发生。因此，直接的结论是，当一名妇女发觉自己处于被强奸威胁的情境时，通过唤起强奸犯对于她的感情，或者，换言之，通过她的行为，使强奸犯不能完成将她非人格化的过程，那么她就有可能防止强奸的发生。这个结论符合这一基本假设，即在行为过程中，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是有意义的，那么，强奸犯就会对被害人产生某些形式的感情。这样，如果在强奸犯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只是一种客体或象征，作为人的被害人对于强奸犯竟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强奸犯就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某种感情。如果被害人对于强奸犯来说是个人（非人格化过程未能实现），将会发生如下两中情况：强奸没有发生，强奸犯（没有实施强奸行为）与被害人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 [1]（P234）
潜在被害人，在处于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情境时，应予重视的避免犯罪侵害的方法是，试图唤起犯罪人的道德、良心，至少应把犯罪人当成人来看待，而不是一条疯狗，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过程。这种主张表面看来似乎有点象是向狼摇尾企怜，也容易被视为荒唐而且对于防止遇害毫无裨益。我们的确应该提倡与犯罪人做坚决的斗争，但是，潜在被害人相对于犯罪人而言往往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当他们已经处于无可选择的地步——反抗无济于事时，任何一种阻却犯罪人的非人格化的做法都不但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得到提倡。事实上在许多强奸案例中，被害人不策略地象对色狼一样的拼死反抗，换来的却是犯罪人变本加厉的侵害，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提倡潜在被害人做阻却犯罪人对自己的非人格化，是与对犯罪人的曲意逢迎、忍气吞声等消极做法有严格区别的。本质上，这是一种积极、智慧地防止犯罪侵害的做法。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如果当时那名妇女不是唤起了那名试图强奸她的男子的人性，而是把他当作色狼看待，那么其结果将是可想而知。
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过程，不但可以预防潜在被害人遇害，有些已经发生的犯罪还可能会发生良性转化，被害人的被害不良影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甚至会达成谅解，产生真感情。譬如，强奸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真感情，互相爱恋以至结婚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种转变使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的性质发生了逆变，不少学者主张，不应再按犯罪处理，尤其是那些被强奸，而后来又与加害人结婚的，就更不应该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关于这一点国外某些国家也是这样看的，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44条规定：凡犯强奸、强制威胁等犯罪的，只要与被害人结婚的，其罪消灭。对于共犯亦同。如以判刑者，终止其执行以及一切刑事效力。但在强奸后，又以此为把柄与妇人性交的，则就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对犯罪人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使得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的犯罪性质也消灭了。
（二）犯罪控制中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不应该、不必要、不明智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L·亨金说过：“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5]（P1）人权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所应有”的、以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权利，它首先体现为人格利益。[6]（P14）犯罪人也是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实施并不能对抗其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人格上的权益。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在控制犯罪现象时，其各项制度的设计与具体实施不应该存在丝毫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这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共识。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著《犯罪与刑罚》中所指出的“一旦法律容忍在某些情况下，人不在是人，而变成了物，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7]（P72）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犯罪做斗争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纵观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刑罚过渡到刑罚、行政、民事、社会舆论等多种手段。通过贬损与抹杀犯罪人人格的方式遏止犯罪的方式已经变得毫无必要，国家完全可以在尊重犯罪人人格的前提下控制犯罪。今天，如果国家在犯罪控制中仍然采用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技巧”，是极不明智的。笔者在某劳教戒毒所工作期间，一位在笔者看来其实本质善良但却有过多次犯罪记录（包括抢劫、抢夺、盗窃、故意伤害等）的戒毒人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既然政府把我当人渣，那我就做人渣”。国家出于控制犯罪的善良目的所进行的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所产生的最大负面效应，在笔者看来，是人为的把大量原本不想与社会为敌的边缘群体推想犯罪的深渊，堵塞犯罪人自新的道路。由于公众对待犯罪人态度的极端性和不易逆转性，其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也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至少在其遏制犯罪的制度设计上不应该有丝毫的对犯罪人人格的贬损与抹杀，任何有辱犯罪人人格的制度都不应该有存在的理由，即便是以控制犯罪、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堂皇面貌出现。理性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被扭曲的落实。否则再好的设想，也会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当前，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还远没有在广大司法人员心中树立，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显得尤为迫切。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疾恶如仇的民族，习惯于用敌我的关系对待危害社会的人群，习惯于“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罪人做出反应。尊重犯罪人人格的理念，在公众心中的培养和树立是一个迫切而长期的过程。在这一理念的培育过程中，有必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传媒的导向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8]（P2）。在对犯罪事件的报道、对犯罪人的描述时，我们的传媒应该学会理性。而那些试图通过对血腥犯罪案件添油加醋的描绘与报道、通过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极端性描写来迎合部分公众的低级趣味，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的传媒，则需要政府予以必要的干涉。
（三）对犯罪人的矫治
前文已经论述，犯罪人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包括犯罪实施前、犯罪实施中以及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似乎不太明显，因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一阶段的非人格化，在犯罪人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它起着规避道德良心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谴责的作用。表现在对犯罪人的矫治阶段过程中，他们始终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思被害人因此而受到的痛苦，因而难以接受教育，认罪伏法，这是阻碍犯罪人转化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欲使教育奏效，使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而且不能无视自己的罪责就成了关键。但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研究与运用程度还很不够。犯罪人一旦进入矫治场所，其与被害人的联系基本上就被切断了，矫治场所也很少从阻却犯罪人对被害人仍然在持续进行的非人格化进程入手，促使犯罪人的转化。即便是犯罪人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他与被害人之间的隔阂、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却依然也许要持续于彼此的一生。笔者期待社会帮教人员中被害人的身影，更希望是活跃的身影。在矫治犯罪人阶段，力图唤起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同情心、怜悯心，促使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尊重，使他们认识到被害人不是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也是母亲、妻子、女儿；不是罪该万死的恶魔，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时阻却被害人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种矫治方法，应引起必要的重视。
在矫治场所，由于犯罪人进入了绝对弱者的情境，维护和树立矫治场所的监管权威又是如此的重要，在许多管教人员的观念中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是对犯罪人的监管和惩罚所必须的”偏见，因而非常容易忽视对犯罪人的人格的尊重。既要完成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国家责任，又要避免对进入矫治场所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挑战。
国家与公众对复归社会的“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往往仍在继续，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常常依然被当作禽兽看待，而很难再被接纳。这是比例并不低已经改过自新的“犯罪人”重蹈旧辙的重要原因。然而，阻却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对于彻底矫治犯罪人防止再犯又是如此的重要。国家和社会只有以宽敞的胸襟把失足的犯罪人当成一个健全的人而不是禽兽来接纳，犯罪人才有可能改过自新，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这要求的不只是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观念的革新。

[本文原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2年第3期]
*姚建龙（1977.1—），男，原重庆市劳教戒毒所干警，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青少年犯罪方向）专业法学研究生。主要著作有《上海青年志》（总撰及主要撰写人员）、《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与肖建国教授合著），在《法学》、《中国司法》、《中国青年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等上发表论文20余篇。联系方式：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邮编：200042；电话：（021）52551219；电子信箱：yaojianlong@sohu.com 或yaojian7244_cn@sina.com
参 考 文 献
[1] [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2] [德]施奈德.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3] [英]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 张晓玲.妇女与人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8] [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近年来，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在全国各地农村深入开展，对保障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有的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竞争行为不规范、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有的地方没有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影响了村民的参与热情；有的地方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公正有序，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推动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

村民委员会选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农村社会结构快速变动，社会利益格局和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进一步完善选举各项程序，做深做细做实选举各个环节工作，有利于保障村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调动亿万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解决目前选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切实加强村民委员会选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加强选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凡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地方，省、市、县、乡各级都要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保证必要的工作人员和经费，推动选举工作有组织、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要积极指导依法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加强选举教育和培训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农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激发他们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热情，了解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程序，珍惜民主权利，真正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人选进村民委员会。县级党委和政府要重点做好对县乡两级负责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党政干部的培训工作，使他们牢固掌握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不断提高指导选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乡级党委和政府要重点做好对包村干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使他们熟悉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和方法步骤，不断提高实际操作的规范化水平。凡不掌握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县乡干部以及在选举培训中不合格的县乡干部，不得派到村里指导选举工作。

加强选举方案制定工作。县乡两级要围绕组建村民委员会选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选举教育和培训、选举工作各个阶段的基本要求、选举工作进展安排等制定工作方案。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本地区社会结构变化、人口流动、基层干部群众思想状况等社情民意，增强选举方案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加强与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联络沟通，妥善解决他们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重点关注村情复杂、干群矛盾突出以及历次选举中问题较多的村，并制定工作预案，加强工作力量，加大指导力度。未经县(市、区)委批准，无故取消或拖延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要依法追究乡(镇、街道)党委(工委)、政府和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加强村级财务审计工作。乡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组织开展对现任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民主评议，做好村级财务清理和村民委员会成员任期届满审计工作。村集体财务收支情况、集体财产管理使用情况、生产经营和建设项目的发包和管理情况、土地补偿分配和使用情况、村级债权债务情况，以及农民群众反映集中、强烈要求审计的其他内容，要列入审计范围，并及时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

三、依法规范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

规范村民选举委员会产生程序。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必须依法推选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任意指定、撤换。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村党组织负责人推选为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工作，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依法被确定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应当退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所缺名额从原推选结果中依次递补。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不履行职责的，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小组讨论同意，按照原推选结果依次递补或者另行推选。

规范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提名方式。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产生，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地要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作出规定，引导村民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热心为村民服务的人提名为候选人。鼓励农村致富能手、复转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县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前离岗或退休干部职工通过法定程序积极参与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竞争。提倡村党组织成员和村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但要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提倡把更多女性村民特别是村妇代会主任提名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

规范候选人的竞争行为。村民选举委员会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地向村民介绍正式候选人的情况。有条件的地方，提倡组织候选人同村民见面，介绍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禁止候选人或候选人指使的人私下拉票。要加强对候选人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的审核把关工作，治村设想或竞职承诺不得有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不得有侵犯其他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不得有对竞争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的内容。要引导候选人着力围绕发展经济、完善管理、改进服务提出方案和措施，防止出现为当选进行个人捐助村内公益事业财物比拼加码的现象。对候选人承诺捐助村集体的资金或物资，不应由候选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私自决定分配方案，而应交由依法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规范投票行为。全面设立秘密划票处，普遍实行秘密写票制度，保障村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选举意愿。严格规范委托投票，限定选民接受委托投票的人次，禁止投票现场临时委托。严格控制流动票箱的使用，确有必要使用流动票箱的，其对象和人数应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张榜公布。切实维护选举大会的现场秩序，禁止任何人实施向选民展示钱物等扰乱选举现场秩序、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行为。投票结束后，应当公开唱票、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

四、扎实做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后续工作

扎实做好新老村民委员会交接工作。新老村民委员会的交接工作，由乡级政府负责主持，村党组织参与。原村民委员会应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将印章、办公场所、办公用具、集体财务账目、固定资产、工作档案、债权债务及其他遗留问题等，及时移交给新一届村民委员会。已经完成选举的地方，要认真检查验收。对拒绝移交或者无故拖延移交的，乡级党委和政府、村党组织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要耐心做好落选人员思想工作，引导他们积极支持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开展工作。选举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统计、汇总、上报选举结果，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档案。

扎实做好新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培训工作。选举结束后，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制订规划，广泛培训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组织他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法律法规和实用技术，增强村民委员会成员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增强正确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增强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

扎实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工作。加强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履行选举期间竞职承诺的监督，防止其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理顺村级各类组织的关系，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等村级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深入开展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凡未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擅自以集体名义借贷，变更和处置村集体的土地、企业、设备、设施等，均为无效，村民有权拒绝，造成的损失由相关责任人承担，构成违纪的给予其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为村民服务职责或拒不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党组织和乡(镇)党委、政府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拒不改正的应依法启动罢免程序。

扎实做好村民委员会成员合法权益保障工作。妥善解决村干部的报酬和养老保险等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按规定渠道，切实解决村民委员会的活动场所问题，及时拨付工作运行经费；乡级政府需要委托村民委员会承办的事项，应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妥善解决。对于一心为民、工作成绩突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应及时给予宣传表彰。
五、坚决查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

坚决制止和查处贿选行为。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收买本村选民、选举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民意愿的，都是贿选。各地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贿选的界限，加强监督，加大查处力度。对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违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以及对控告、检举选举违法行为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要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对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对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违法手段参选的，一经发现即取消其参选资格，已经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大对选举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要及时终止其资格。对伪造选举文件、篡改选举结果或者以威胁、贿赂、欺骗等手段，妨害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农村党员干部，要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农村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有参与或者怂恿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违法违纪行为的，要分别给予党纪或者政纪处分。对假借选举之名，打着宗教旗号从事非法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六、加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健全和落实领导责任制。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把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县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乡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直接责任人”的职责，村党组织要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地方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要切实保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统筹协调村级党组织选举工作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加强指导。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抓好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相关工作经费，保证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各级纪检监察、宣传、信访、公安、司法、综合治理、妇联等部门，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积极参与、配合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因领导和指导工作不力、敷衍应付、处置不当引发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要追究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县乡两级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要向社会公布办公地址和工作电话，提供咨询服务。对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来信来访，要及时调查研究，妥善答复，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属实或基本属实的，要及时纠正解决；对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要本着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进行完善；对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要尽快说明情况，争取群众的认可；对群众听信谣传、上当受骗的，要及时予以揭露，澄清事实，消除群众误解。县乡村三级都要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信息报告制度，全面掌握选举动态，及时上报选举引发的重大事件。在选情复杂的地方，县乡两级要建立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置。

加大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监督力度。要充分发挥党委、人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同时结合实际，发挥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对选举全过程的监督作用。要积极探索舆论监督以及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选举监督员等形式，加强社会力量对选举工作的监督。

加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舆论引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大力宣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宣传选举中涌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正面引导的强大声势。县乡村三级都要把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贯穿于选举工作全过程，把依法办事贯穿于选举实践全过程，把为什么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应该选举什么样的人进村民委员会、什么样的选举行为为法律法规所允许等问题，通过多种方式清清楚楚地告诉广大村民，引导他们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权利，引导候选人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正确对待自己、其他候选人和村民，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促进理性公平竞争，努力形成和谐选举的良好局面。

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本通知精神尽快传达贯彻到农村干部群众中，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请及时报告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