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湖南省渔业条例》的决定(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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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湖南省渔业条例》的决定(2004年)
关于修改《湖南省渔业条例》的决定
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８号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渔业条例〉的决定》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０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湖南省渔业条例》作如下修改：
删除第十八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渔业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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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
杨琳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名誉权 公众人物 利益平衡 实际恶意 实际恶意原则
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 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
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一 公众人物的概念
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1]。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2]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二 实际恶意原则的产生
先介绍一下产生此原则的著名案例。《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付费广告，内容为呼吁社会各界支持马丁·路德·金和南方民权运动，其中有抨击警察局不当行为的言论，且这些言论与事实有所出入。当地警察局局长沙利文以名誉受损为由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州法院判决原告沙利文胜诉，可从被告处获赔50万美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诉审中一致同意推翻原判，认定沙利文作为公共官员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的话，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3]此案判决一出，实际恶意原则便诞生了，专门作用于与公众人物名誉权有关的案件。而在此之前，美国也是如我国现行的规定一样不将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作区分，在审理涉嫌诽谤的案件时。作为被告方的《纽约时报》聘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作为律师。他在上诉审中很巧妙地提出沙利文案涉及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诽谤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进而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的基本民权问题。他在案情陈述中提出的一些极有创建性的观点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的形成作出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他提出了如下几条界定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批评与诽谤问题之间的界限的法律原则：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不能随意视为是诽谤行为；由此引发的诉讼必须遵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则来审理；政治言论不能因伤害了政府官员的名誉而受到压制和惩罚。同时他还提出，如果政府官员要在诽谤诉讼中取胜，他们必须证明被告具有“事实上的恶意”（actual malice），即以明知故犯或肆无忌惮的方式使用已经明知虚假的材料来攻击和污蔑自己。[4]
三 确立实际恶意原则的意义
西方诽谤法研究学者认为，诽谤法就是努力求得保护个人名誉和言论自由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言论自由包括了揭发坏事的确自由，同时也会带来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如果所发表的言论伤害了其他公民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那么个人必须对其言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在沙利文一案之前，美国各洲的诽谤法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的。但在沙利文案中，以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作出了新的理解。一方面他们承认对私人诽谤要追加赔偿责任，并不剥夺公共言论自由或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公民享有的其它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一旦涉及公共官员或公共事物时结论就不一样了，要适用其它的原则来对待。歌德伯法官说：“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证人民具有充分机会去决定并解决公共问题。每当涉及公共事物，疑问的解决就应有利于——而并非反对——言论自由。”[5]我们可以想象到，若按照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来审理涉及公众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诽谤案且要求新闻媒体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所写事实完全属实的话，那么不仅任何不实之词将被禁锢、消灭，而且对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也会被眼见的现实搞的噤若寒蝉。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实质上将遭到侵害。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维克斯勒教授所提出的涉及公共官员诽谤案的实际恶意原则是个天才的创造。我们也已经知道在美国这一原则在法官的努力下已不仅适用于公共官员，而且扩大到公众人物，甚至布伦南大法官在沙利文案之后的另外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规则。他说，即使是普通百姓，如果他对起诉某一“讨论公共利益或普遍关注”的问题的陈述时，那么他也应该被要求履行沙利文判例的检验标准。[6] 公众人物平日里往往出尽风头，甚至能呼风唤雨，比起一般公众来显然处于一种较强势的地位。若在对待诽谤，对待名誉权问题上对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适用同样标准的话，其实是表象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即使有不实之词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造成了不过分的伤害的话，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或是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恢复名誉或降低损害程度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较一般人要容易。所以，有学者主张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舆论监督和批评适当从严，而对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保护适当从严是具有利益平衡的基础的，也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法律捍卫的是人民对公共事物不受限制的批评权力，而这一权力能否得到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一问题上法律必须做出的最经济的选择，为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车，在某些情况之下必须丢掉官员名誉权这个卒。这也应该是法律应该给予人们的一种利益平衡。
洛克明确指出：“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着是因为自由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7]在洛克看来法律是以自由为目的旨在保护和扩大自由。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言论自由需要得到保护，它是民主的表现，它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社会的自由程度既是人类发展程度的表征，也是人类向更自由空间迈进获得更新发展的保证。
四 实际恶意原则主要的不足之处
实际恶意原则在司法应用中的一个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认定实际恶意。因为每个人对同一行为的认识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写作时使用的语言可能千差万别。在正当批评与恶意诽谤之间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界限。要原告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恶意是很困难的，且原告有权对被告及其相关人员关于写作或编辑被原告认为对其进行诽谤的作品时的主观思想、心态、情绪进行盘问，同样这对于被告而言也是件难堪的事情，想方设法的盘问很有可能影响到其正常工作。[8]另外，有少量的公众人物胜诉的案件中法院几乎都判令被告给原告以巨额赔偿，且诉讼成本也很高，这就使得一些小的新闻单位生存的危机感很重，不敢越雷区。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恶意的不实报导的憎恨。虽然美国的法学界对实际恶意原则也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案，但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美国的若干判例表明，美国对于“公众人物”的范围、“实际恶意”的含义，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五 我国对实际恶意原则的态度
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仍然如同美国在沙利文案之前的做法，即不分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一律“平等对待”。但沙利文案发生于1960年，也就是说实际恶意原则的初步形成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对此，我国法学界怎会熟视无睹呢？所以，我国的专家、学者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在学理上是有一番研究的。而且在实务上也出现了一批把实际恶意原则、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及社会的民主法治写入代理意见、在法庭上大声疾呼、有志于法治进步的律师的。如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他在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侵权案中作为肖夏林的第二代理人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试图使法官接受这种观点，从而使案件出现了转折。虽然法院判决肖夏林胜诉的意见大意是说：肖夏林撰写的文章虽有不妥，但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但是，浦志强律师的代理意见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的。我们也看到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书中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语言：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而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伤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9]而在张案中，鉴于张西德的“政府官员”这一身份，使得实际恶意原则的提出更具针对性。又，被告作家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国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此案的棘手程度、受关注程度在有关名誉权的案件中都是空前的。
贺卫方教授曾指出：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导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导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许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该追究媒体的责任。[10] 但我想贺教授的意见能否施行又和我国新闻媒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密切相关，而魏永征研究员认为这些“看来一时尚难实施”。[11]
按照实际恶意原则的观点来看的话，张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描写是否严重失实已经可以适当被淡化。更应该考虑的是原告的身份问题及对原告的这种身份该适用怎样的原则。此案的判决事关重大，没有人能断言出结果一定会怎样，我们只能等待。路漫漫其修远兮，从张案的侧面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法学家们缔造、引进、阐释法学理论的重要性，能看到律师们欲化理想为现实的坚毅决心。同时，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性，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参考文献：
[1].参见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参见李瞻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出版
[3].杨涛：《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4].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5].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出版
[6].转引自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7].转引自张文显：《法理学》
[8].参见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9].转引自：《中国青年报》
[10].贺卫方：《名人的名誉权官司》，载于《南方周末》
[11].魏永征：《舆论监督和“公众人物”》，载于《国际新闻》
作者信息：杨琳、210046、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中苑宿舍１０栋１０４、apple_y1984@163.com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1998年11月25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9年1月22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6月25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30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等14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5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职业介绍行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劳动者择业求职、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以及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促进劳动者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财政、工商、公安、物价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有序流动。
第二章 择业求职
第五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凡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劳动者，均可自主择业求职。
第六条 本市推行《劳动手册》制度。《劳动手册》用于记载本市城镇劳动者身份、职业培训、就业和再就业、劳动合同管理、参加社会保险等情况。
本市城镇劳动者求职，可持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劳动手册》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求职登记。
第七条 外来劳动者求职，持身份证和户籍所在地签发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按本市有关规定到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就业许可手续。
国外、境外人员来本市求职或者介绍本市人员到国外、境外求职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劳动者求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必要的技能、技术培训，选择国家规定实行职业资格标准的工作岗位，须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九条 劳动者求职，应如实介绍本人的有关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三章 招（聘）用人员
第十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招（聘）用人员自主权。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一）委托职业介绍机构；
（二）参加招聘洽谈会；
（三）经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自主招（聘）用；
（四）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本市失业职工、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招（聘）用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可办理合同鉴证，需要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试用的，应在培训或试用之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其内容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以及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的其他内容。
用人单位自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将用人情况向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用人员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用工信息或作出虚假承诺；
（二）以各种名义向求职者收取费用、押金；
（三）扣押个人身份证件或具有抵押性质的物品；
（四）以招（聘）用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十六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业务范围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申请的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施；
（三）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四）有三名以上熟悉劳动法律、法规，取得职业介绍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须向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审核，取得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职业介绍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税务登记。
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
《许可证》禁止转借、转让、涂改、伪造。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更名、换址、停办、更换法定代表人，应分别到原审批机关和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变更或终止手续。
第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为劳动者办理求职登记，推荐用人单位；
（二）为用人单位办理用人登记，推荐劳动者；
（三）指导劳动力供需双方洽谈；
（四）收集、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
（五）指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六）经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和委托的其他服务项目。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对求职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资格进行审查，防止一方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的明显位置悬挂《许可证》，公开服务内容、程序、管理制度，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二十二条 禁止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二）超出许可范围的活动；
（三）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四）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
（五）以欺诈、诱惑、胁迫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接受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定期报送报表和报告工作情况。
第五章 调控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力供求总量的调控，引导职业介绍机构进入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职业介绍活动，促进求职人员多渠道就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按有关规定为失业职工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免费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应按规定给予必要的扶持和补贴。
第二十六条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劳动力供需预测工作，推行用人单位空岗报告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掌握供需情况，定期发布供需信息，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七条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择业求职、招用人员和职业介绍活动的监督检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第二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劳动力市场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受理并认真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每招用一人处以五百元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每招用一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七条规定，无《许可证》、伪造《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许可证》未经年检继续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
（三）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转借、转让、涂改《许可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从事超出许可范围活动或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第二、三、四项行为且情节严重的，由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其他部门管理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其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杨琳
摘要：是坚守住现行法律的常规不变，还是接受先进理念并探讨其对案件作用？在张西德案中所体现出的张的身份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在国外早已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适用的实际恶意原则对于此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民主问题都与此原则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名誉权 公众人物 利益平衡 实际恶意 实际恶意原则
全国注目的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名誉侵权案已于8月27日晚报轰轰烈烈地审结。而在我写此文时，张案的判决书还未出炉，大概仍在紧张的炮制之中吧。我想对于学法之人来说，张案的审结并不代表一切宣告终结，无论原、被告双方是否上诉，也无论他们会将官司打到何时。 此案虽暂停，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和疑问是诸多的。
听审过程中，我从未对原告的身份持有过任何疑义，因为觉得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民事诉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应该享有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名誉权。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对于张西德而言，无论他是当年的临泉县县委书记还是现在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都有权提起维护自己名誉权的民事诉讼，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时过境迁，在对相关法学知识进行学习后，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张西德在作家书中的身份是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到但却已被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很多年前即作出了规定的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以下笔者将按次序结合所学浅谈一下自己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
一 公众人物的概念
在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维克斯勒教授提出了公共官员的说法，在后来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美最高法院又将“公共官员”的概念扩展到“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1]。这样一来，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如引人注目的娱乐明星、体育名，事业有成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见义勇为被报道的青年等等，都可以被囊括在后一个概念中。暂时，我们大可以将公众人物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上有希望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的人，他们能预见到自己会成为比其他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的人，并且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如娱乐明星，政府高官，他们选择做这一职业时定会明白自己会成为媒体及大众关注的对象。另一类是主观上自己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意愿，但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使得自己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对象，引起社会反响。如中了彩票头奖的人，见义勇为被歌颂的人。以上是我们从外延上给“公众人物”所作的解释，列举了它包括了哪些人。但是要想明白无误地理解一个概念的话，要求我们从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清晰的认识。“公众人物”的内涵又作何解呢？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中并未给公众人物下过定义，这就使得下级法院在具体适用时感到难以适从。因此，迫于现实的需要最高院在1966年的“格兹控威切案”中曾尝试着给公众人物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公众人物是指该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独特的显著性，有些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相当的权力及影响力；说得更直接，即这些所谓的公众人物通常投身在特殊公共争议的最前线，以便能影响到这些年事件的解决方式。[2]虽然说已经讲了“说得更直接”但此定义仍不够具体，在具体操作中往往还是难以把握。但这是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致，大概也没有人能将所有的生活中的有关此概念的内容都包含在此定义中。但我想有了前面对公众人物的这一种分类，以此来判断某一个人是否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虽然在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类标准，但归根结底与以上的分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二 实际恶意原则的产生
先介绍一下产生此原则的著名案例。《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付费广告，内容为呼吁社会各界支持马丁·路德·金和南方民权运动，其中有抨击警察局不当行为的言论，且这些言论与事实有所出入。当地警察局局长沙利文以名誉受损为由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州法院判决原告沙利文胜诉，可从被告处获赔50万美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诉审中一致同意推翻原判，认定沙利文作为公共官员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不对或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的话，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3]此案判决一出，实际恶意原则便诞生了，专门作用于与公众人物名誉权有关的案件。而在此之前，美国也是如我国现行的规定一样不将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作区分，在审理涉嫌诽谤的案件时。作为被告方的《纽约时报》聘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作为律师。他在上诉审中很巧妙地提出沙利文案涉及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诽谤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进而涉及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的基本民权问题。他在案情陈述中提出的一些极有创建性的观点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的形成作出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他提出了如下几条界定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批评与诽谤问题之间的界限的法律原则：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不能随意视为是诽谤行为；由此引发的诉讼必须遵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原则来审理；政治言论不能因伤害了政府官员的名誉而受到压制和惩罚。同时他还提出，如果政府官员要在诽谤诉讼中取胜，他们必须证明被告具有“事实上的恶意”（actual malice），即以明知故犯或肆无忌惮的方式使用已经明知虚假的材料来攻击和污蔑自己。[4]
三 确立实际恶意原则的意义
西方诽谤法研究学者认为，诽谤法就是努力求得保护个人名誉和言论自由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言论自由包括了揭发坏事的确自由，同时也会带来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如果所发表的言论伤害了其他公民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那么个人必须对其言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在沙利文一案之前，美国各洲的诽谤法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的。但在沙利文案中，以布伦南大法官为代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作出了新的理解。一方面他们承认对私人诽谤要追加赔偿责任，并不剥夺公共言论自由或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公民享有的其它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一旦涉及公共官员或公共事物时结论就不一样了，要适用其它的原则来对待。歌德伯法官说：“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证人民具有充分机会去决定并解决公共问题。每当涉及公共事物，疑问的解决就应有利于——而并非反对——言论自由。”[5]我们可以想象到，若按照传统的平衡“权利冲突”的理论来审理涉及公众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诽谤案且要求新闻媒体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所写事实完全属实的话，那么不仅任何不实之词将被禁锢、消灭，而且对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也会被眼见的现实搞的噤若寒蝉。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实质上将遭到侵害。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维克斯勒教授所提出的涉及公共官员诽谤案的实际恶意原则是个天才的创造。我们也已经知道在美国这一原则在法官的努力下已不仅适用于公共官员，而且扩大到公众人物，甚至布伦南大法官在沙利文案之后的另外一个案件的判决中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规则。他说，即使是普通百姓，如果他对起诉某一“讨论公共利益或普遍关注”的问题的陈述时，那么他也应该被要求履行沙利文判例的检验标准。[6] 公众人物平日里往往出尽风头，甚至能呼风唤雨，比起一般公众来显然处于一种较强势的地位。若在对待诽谤，对待名誉权问题上对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适用同样标准的话，其实是表象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即使有不实之词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造成了不过分的伤害的话，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或是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恢复名誉或降低损害程度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较一般人要容易。所以，有学者主张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舆论监督和批评适当从严，而对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保护适当从严是具有利益平衡的基础的，也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法律捍卫的是人民对公共事物不受限制的批评权力，而这一权力能否得到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一问题上法律必须做出的最经济的选择，为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车，在某些情况之下必须丢掉官员名誉权这个卒。这也应该是法律应该给予人们的一种利益平衡。
洛克明确指出：“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着是因为自由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7]在洛克看来法律是以自由为目的旨在保护和扩大自由。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言论自由需要得到保护，它是民主的表现，它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社会的自由程度既是人类发展程度的表征，也是人类向更自由空间迈进获得更新发展的保证。
四 实际恶意原则主要的不足之处
实际恶意原则在司法应用中的一个最大难题便是如何认定实际恶意。因为每个人对同一行为的认识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写作时使用的语言可能千差万别。在正当批评与恶意诽谤之间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界限。要原告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恶意是很困难的，且原告有权对被告及其相关人员关于写作或编辑被原告认为对其进行诽谤的作品时的主观思想、心态、情绪进行盘问，同样这对于被告而言也是件难堪的事情，想方设法的盘问很有可能影响到其正常工作。[8]另外，有少量的公众人物胜诉的案件中法院几乎都判令被告给原告以巨额赔偿，且诉讼成本也很高，这就使得一些小的新闻单位生存的危机感很重，不敢越雷区。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恶意的不实报导的憎恨。虽然美国的法学界对实际恶意原则也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案，但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任何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美国的若干判例表明，美国对于“公众人物”的范围、“实际恶意”的含义，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五 我国对实际恶意原则的态度
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仍然如同美国在沙利文案之前的做法，即不分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公民一律“平等对待”。但沙利文案发生于1960年，也就是说实际恶意原则的初步形成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对此，我国法学界怎会熟视无睹呢？所以，我国的专家、学者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在学理上是有一番研究的。而且在实务上也出现了一批把实际恶意原则、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及社会的民主法治写入代理意见、在法庭上大声疾呼、有志于法治进步的律师的。如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他在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侵权案中作为肖夏林的第二代理人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试图使法官接受这种观点，从而使案件出现了转折。虽然法院判决肖夏林胜诉的意见大意是说：肖夏林撰写的文章虽有不妥，但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但是，浦志强律师的代理意见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的。我们也看到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书中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语言：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而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伤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9]而在张案中，鉴于张西德的“政府官员”这一身份，使得实际恶意原则的提出更具针对性。又，被告作家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国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此案的棘手程度、受关注程度在有关名誉权的案件中都是空前的。
贺卫方教授曾指出：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导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导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许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该追究媒体的责任。[10] 但我想贺教授的意见能否施行又和我国新闻媒体的法律地位问题密切相关，而魏永征研究员认为这些“看来一时尚难实施”。[11]
按照实际恶意原则的观点来看的话，张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描写是否严重失实已经可以适当被淡化。更应该考虑的是原告的身份问题及对原告的这种身份该适用怎样的原则。此案的判决事关重大，没有人能断言出结果一定会怎样，我们只能等待。路漫漫其修远兮，从张案的侧面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法学家们缔造、引进、阐释法学理论的重要性，能看到律师们欲化理想为现实的坚毅决心。同时，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性，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参考文献：
[1].参见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参见李瞻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出版
[3].杨涛：《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4].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5].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出版
[6].转引自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7].转引自张文显：《法理学》
[8].参见吴飞：《名誉权与表达自由之价值冲突》
[9].转引自：《中国青年报》
[10].贺卫方：《名人的名誉权官司》，载于《南方周末》
[11].魏永征：《舆论监督和“公众人物”》，载于《国际新闻》
作者信息：杨琳、210046、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中苑宿舍１０栋１０４、apple_y1984@163.com
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1998年11月25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9年1月22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6月25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30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等14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5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职业介绍行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劳动者择业求职、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以及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促进劳动者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财政、工商、公安、物价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有序流动。
第二章 择业求职
第五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凡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劳动者，均可自主择业求职。
第六条 本市推行《劳动手册》制度。《劳动手册》用于记载本市城镇劳动者身份、职业培训、就业和再就业、劳动合同管理、参加社会保险等情况。
本市城镇劳动者求职，可持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劳动手册》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求职登记。
第七条 外来劳动者求职，持身份证和户籍所在地签发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按本市有关规定到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就业许可手续。
国外、境外人员来本市求职或者介绍本市人员到国外、境外求职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劳动者求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必要的技能、技术培训，选择国家规定实行职业资格标准的工作岗位，须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九条 劳动者求职，应如实介绍本人的有关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三章 招（聘）用人员
第十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招（聘）用人员自主权。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一）委托职业介绍机构；
（二）参加招聘洽谈会；
（三）经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自主招（聘）用；
（四）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本市失业职工、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招（聘）用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可办理合同鉴证，需要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试用的，应在培训或试用之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其内容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以及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的其他内容。
用人单位自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将用人情况向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用人员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用工信息或作出虚假承诺；
（二）以各种名义向求职者收取费用、押金；
（三）扣押个人身份证件或具有抵押性质的物品；
（四）以招（聘）用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十六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业务范围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申请的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施；
（三）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四）有三名以上熟悉劳动法律、法规，取得职业介绍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须向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审核，取得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职业介绍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税务登记。
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
《许可证》禁止转借、转让、涂改、伪造。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更名、换址、停办、更换法定代表人，应分别到原审批机关和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变更或终止手续。
第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为劳动者办理求职登记，推荐用人单位；
（二）为用人单位办理用人登记，推荐劳动者；
（三）指导劳动力供需双方洽谈；
（四）收集、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
（五）指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六）经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和委托的其他服务项目。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对求职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资格进行审查，防止一方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的明显位置悬挂《许可证》，公开服务内容、程序、管理制度，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二十二条 禁止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二）超出许可范围的活动；
（三）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四）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
（五）以欺诈、诱惑、胁迫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接受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定期报送报表和报告工作情况。
第五章 调控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力供求总量的调控，引导职业介绍机构进入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职业介绍活动，促进求职人员多渠道就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按有关规定为失业职工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免费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应按规定给予必要的扶持和补贴。
第二十六条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劳动力供需预测工作，推行用人单位空岗报告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掌握供需情况，定期发布供需信息，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七条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择业求职、招用人员和职业介绍活动的监督检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第二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劳动力市场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受理并认真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每招用一人处以五百元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每招用一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七条规定，无《许可证》、伪造《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许可证》未经年检继续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
（三）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转借、转让、涂改《许可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从事超出许可范围活动或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第二、三、四项行为且情节严重的，由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其他部门管理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其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