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涉及机动车辆收费项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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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关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管理规定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日海关总署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海关规范性文件的管理，使海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结合海关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海关规范性文化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规范性文件，是指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或者设定行政处罚的下列文件：
　　（一）由海关总署起草，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国务院审议的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
　　（二）以海关总署令或者公告形式发布的海关部门规章；
　　（三）海关总署与国务院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部门规章；
　　（四）经海关总署批准，由直属海关发布，并在该关实施的海关部门规章；
　　（五）海关总署对海关法规、规章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所作的解释；
　　（六）其他文件。


　　第四条　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以下简称政法司）负责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进行规划、组织和协调，并对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审核。


　　第五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科学、民主、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下列内容只能由海关总署以署发文形式制定规范性文件：
　　（一）有关设定新的收费项目和行政处罚；
　　（二）有关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征收、减免和保税的措施；
　　（三）有关进出口许可证、件的海关监管措施；
　　（四）担保措施；
　　（五）在海关全系统适用的业务规范、程序；
　　（六）涉及改变现行征税、监管、通关、调查、侦察、稽查、统计等海关业务制度的比较重大的管理措施；
　　（七）海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细则和对海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解释；
　　（八）其他应当由海关总署作出规定的内容。


　　第七条　海关总署各业务司（局）可以根据海关总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结合实际情况，以司（局）发文的形式制定本部门所辖业务具体的工作规程，但内容不得违背或者超出本规定第六条的规定。


　　第八条　直属海关可以根据海关总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关具体的工作规程，但内容不得违背或者超出本规定第六条的规定。


　　第九条　制定本规定第三条第（一）至第（四）项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一）至（四）项文件），有关部门应当在每年的第四季度，提出第二年度的立法计划，报政法司综合协调，由政法司统一编制年度立法计划，报署领导审定。
　　经署领导审定的年度计划，由政法司负责组织实施。
　　对紧急或者特殊的立法项目，政法司可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实际情况的变化以及署领导的指示，对年度计划作适当调整。


　　第十条　制定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规范性文件的名称；
　　（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据；
　　（三）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司局、责任领导和经办人；
　　（四）规范性文件完成的时间；
　　（五）其他需注明的事项。


　　第十一条　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综合性业务规章，由政法司负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其他规范性文件，由有关主管部门负责起草。


　　第十二条　起草（一）至（四）项文件，应当依照法定的职责权限，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研究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负责起草（一）至（四）项文件的部门应当确定一名行政领导为项目负责人，并至少确定一名比较熟悉海关业务，同时具有比较丰富法律知识的人员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起草（一）至（四）项文件时，如涉及较多部门，可以由有关部门共同派人组成联合起草小组；对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可以由政法司出面邀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有关人员提前介入调研、起草工作。


　　第十四条　（一）至（四）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完成以后，起草部门应当将草案征求下列机关、部门和人员的意见；
　　（一）草案内容涉及到的有关机关和有关部门；
　　（二）直属海关；
　　（三）行政管理相对人；
　　（四）法律及有关业务的专家、学者；
　　（五）其他与草案内容有关的单位和人员。


　　第十五条　起草部门应当对收集到的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整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并主动与持不同意见的有关机关、部门和人员进行协调。
　　对经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部门应当在草案报审时书面说明情况，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理由。


　　第十六条　（一）至（四）项文件草案应当由起草部门的主要领导签署后，统一报政法司审核，报审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文件草案；
　　（二）起草说明；
　　（三）有关背景材料（包括国外资料）；
　　（四）相关法律依据；
　　（五）征求意见情况；
　　（六）如需制定实施细则，应当提交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
　　（七）其他需要报送的材料。


　　第十七条　（一）至（四）项文件草案应当明确规定制定的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主管机关或者部门、管理原则、具体管理措施和办事程序、海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解释权、实施日期等内容。
　　草案应当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用词准确、文字简洁。


　　第十八条　起草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立法必要性，包括管理现状、主要问题等；
　　（二）起草过程；
　　（三）拟采取的管理措施（即草案的主要内容）及可行性分析；
　　（四）征求意见情况及协调情况；
　　（五）涉及新设机构、增加编制、划拨经费、增加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税政策、业务制度改革、设定新的行政处罚、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不一致或者与其他行政机关有权利义务冲突等内容的，应当着重说明情况、理由和法律依据；
　　（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第十九条　政法司接到报审草案后，可以根据起草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对草案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规范性方面进行书面审核；对于比较重要、重大或者意见分歧较大的项目，政法司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进行必要的调研和协调，并根据调研和协调的情况，对草案进行全面审核；对经协调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提交总署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条　政法司审核（一）至（四）项文件草案，应当提出审核报告。审核报告应当以起草说明为基础，对草案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规范性进行全面分析，以合法性审查为核心，对草案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经政法司协调后所作的修改作重点说明，最后提出审核结论。


　　第二十一条　（一）至（四）项文件草案经总署办公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后，对无重大原则性分歧意见的，由政法司根据审议中提出的修改意见，会同起草部门对草案进行修改后，按规定程序报签。
　　对审议中存在重大原则性分歧意见的草案，由政法司会同起草部门、相关业务部门和对草案有重大原则分歧意见的部门进行再次协调、讨论，提出修改方案，提交总署办公会议再次审议。


　　第二十二条　（一）至（四）项文件经总署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由署长或者主管副署长签发。其中需以海关总署的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以海关总署令的形式或者海关公告的形式对外发布。
　　对直属海关起草，报海关总署批准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由直属海关负责发布。发布时应当注明“海关总署××××年××月××日批准，海关××××年××月××日发布”。


　　第二十三条　制定（一）至（四）项文件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起草、征求意见、报批、审核、发布等程序可以适当简化。但起草部门应当将草案会签政法司后，交由主管副署长签发。


　　第二十四条　除遇紧急情况，规范性文件可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外，规范性文件应当充分考虑实施前准备工作的需要，确立特定的实施日期。
　　规范性文件有特定的实施区域的，还应当确立特定的实施区域。


　　第二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经批准后，应当在实施前或者发布之日起１５日内，在海关的公告栏和对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全文刊登。


　　第二十六条　对需要报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由政法司根据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规定》，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七条　遇有下列情况，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修改：
　　（一）因政策或者业务的变化，需要增减或者改变内容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或者废止，需要做相应修改的；
　　（三）其他应当予以修改的情况。


　　第二十八条　遇有下列情况，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废止：
　　（一）规定的事项已执行完毕或者因业务变化，没有必须继续执行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废止或者修改，失去制定依据或者没有必要继续执行的；
　　（三）新的规范性文件已取代了旧的规范性文件的；
　　（四）其他应予以废止的情况。
　　对已经失效或者需要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由海关总署明令废止或者宣布失效。
　　对新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替代旧的规范性文件的，应当在新文件中列出详细目录，明文废止被替代的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九条　直属海关根据海关总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的本关具体的工作规程，应当报政法司备案。
　　备案的具体范围，由政法司行规定。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擅自越权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规定规范性文件的，海关总署有权予以撤销、改正或者责令其自行纠正，并根据情况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过海关总署报送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或者制定部门规章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政法司负责对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侵权更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自本人从事法律职业以来，对国家侵权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一直便有些大惑不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面临修改之际，关于国家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自然是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公众和广大法律学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本人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难免会碰到当事人请求国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些许问题，故此连缀属文，可谓有感而发。另外，本人更是希望通过拙作能够就教于大家并一道探究一下国家侵权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下面本文就相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释述：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是什么？
对自然人而言，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其造成侵权损害后果，我们都可将损害后果分为直接物质利益的损失（物质财产的毁损灭失或失去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丧失或被不当剥夺正常情况下应该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损失（本人或亲属遭受名誉贬损、社会评价降低和精神极度痛苦、忍受心灵上的折磨）等三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对被侵权对象造成的精神类疾病应属于人身健康方面的损害，而不是纯粹精神方面的损害；当然，失去生命、健康、财产、人身自由或人格、名誉受损与精神上遭受痛苦或忍受折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精神上的痛苦毕竟是一种加重的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且完全可以独立开来进行分析的一种损害后果。所以，针对此三种类型的损害后果所应采取的赔偿或救济措施也应当是三种表现形式，即对直接物质利益损失的赔偿（金钱方式赔偿）、对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的赔偿（生命无法恢复，只能对其亲属进行精神抚慰；健康可一定程度上进行再恢复，以康复治疗费的形式出现，无法恢复的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已失去的人身自由不可再恢复，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对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矫正或抚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精神抚慰，以给付一定数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形式予以安抚已遭受的心灵痛苦或创伤）。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明白：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就是通过给付一定数量金钱的形式对被侵权对象所实际遭受到且已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或心灵创伤的抚慰。

二、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古老文明历史所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看，似乎国家（古时又称“天下”）从产生之初就带有相当的社会公益性质，要不人们怎么会对古代的“三皇五帝”时刻怀念且赞不绝口呢？“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是留下了先人们永远的丰碑。史书上曾赞称（非原文）：大禹为治水，常年辛苦在外，衣服已破烂不堪，小腿上都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是后来的子孙们却未能效仿先人们的贤德和公益之心，完全将天下看作是私人的产业且贪婪地将其据为己有，为了得到它，还不惜弄到肝脑涂地、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如今，人们终于明白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国家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共同缔结的社会契约”等。且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或认可这种理论，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现在的国家多为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而非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用一种道德语言来表述：国家的存在应该是一种最高的“善行”，国家惩治“恶行”是为了更好的彰显其“善性”。所以，从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上讲，国家侵害其公民权益而不承担责任是违反其“善性”的，国家应当对其侵权行为负起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也是法律上的责任），否则，国家存在便失去了其作为“善行”而存在的道义基础。

三、国家提供的服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
既然国家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那么这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就不可能是免费的，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政治企业，那么它所消耗的成本包括国家机关设立和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和各项福利费用、国家直接投入到公益性事业的费用等，以上所有成本支出最终都是以税费的形式“取之于民”的（就连公民向法院提起解决个人纠纷的诉讼都是需要个人再交纳一份“诉讼费用”的），是以财政分配的形式花费出去的。既然已投入了税费成本，那么在国家花费了上述税费成本后，它的产出或效益又是什么呢？很明显，它的产出或效益就是国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有效服务体现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健全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充分尊重等，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社会风气不正、法治环境不良、市场竞争秩序混乱、个人自由或权利得不到应有尊重的服务。另外，国家提供的服务是通过其“代理人”（即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来提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还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强制性，因为社会公众或单位是不可以任意选择替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国家提供服务的性质定性为一种强制性的有偿服务。既然是一种有偿的服务，那么它的公民就有权利期待得到相应的、有一定质量水准的服务，而且当这种服务存在瑕疵或导致公民权利受损时，公民还有要求改善服务质量并有要求给予赔偿的权利。

四、国家与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相比孰为弱势？
国家整体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权力组织，为了发挥和实现其职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各级或各类别的职能机关、可以拥有军队和警察、可以制定法律或政策、可以进行国际间的交往、可以向社会征税、还可以为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对公民个人的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对各类特殊社会事件进行紧急处理等。国家所拥有的上述权力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所无法享有的，是最高的、也是最强有力的。虽然在民事或经济上，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私权利主体与普通公民或社会单位进行等价有偿的平等交易，但是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显然是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如果国家对侵害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的权利（包括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不给予赔偿的话，那么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是强者，也是最终裁判者，是否给予赔偿，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自觉。但是如果国家已经通过立法行为要求比自己弱势的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对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对它自己的侵权行为至少也应当承担同样的责任。因为古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假如国家要求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而自己竟然不承担的话显然是于理于情欠通的。因为对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者而言，不管对其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是来自于国家，还是来自于一般社会公民或单位，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

五、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毋庸质疑，对精神损害的量化确实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精确化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对其做到精确量化就否认它的客观存在从而拒绝对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现实世界的许多事情是必须要求在模糊状态下来进行处理的，就连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都存在“测不准原理”，何况是在人类的思想或精神领域呢？不过，不能精确量化的东西至少可以做到“大概化”或“区间化”才有实施或操作的可能。对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我们也必须将其进行“大概化”或“区间化”的处理才可确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问题。原则上讲，国家对公民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标准”是国家已经侵害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侵权造成同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相当或更严重的侵权后果时，国家才可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凡是对低于此“基础标准”的侵权损害后果，则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比如对国家只侵害公民的财产性权益的行为。尽管对某些人而言，失去了财产比要他命还重要，会让其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身与货孰轻”，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还是人身自由或生命权远高于财产性权益。在具体实施或执行过程中，国家还可以根据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身体健康、人格名誉等所实际遭受侵害的程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不同等级的大致标准，并且还应当大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实际数额。

六、有没有更好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方式？
也许人们会担心，若国家对其侵权行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国家赔不起的后果。有没有一种比较理想且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本人曾在《关于建立国家损害赔偿保险基金制度的初步设想》一文中提到将社会保险和基金管理制度引入到国家损害赔偿制度中去的设想。本人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每位代行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平均每人每月拿出五元钱去投保公共职业险（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职业侵权风险系数核定）、让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或执法部门平均每家每年交纳一万元的的执法公正保险金（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执法侵权风险系数核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用于国家赔偿的资金按目前的国家赔偿总额计算即便是再增加二十倍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让国家公职人员去投保公共职业险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担当国家公职的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代理人，它们的工作性质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行使公权力。国家侵权实际上国家公职人员的侵权。每个担当公职的人员是要从国家（国家的钱即是纳税人的钱，也是公民的钱）领取工资报酬的（包括获取各种荣誉、地位和自豪感等），也就是说，其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有偿服务，而且其担当国家公职是一种自愿行为，从契约角度讲，其必须提供与其获取工资报酬相应的正确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优质服务，至少不应是低劣的侵权服务。从社会职业角度讲，从事国家公职与其他社会职业（比如医生、律师等）没有什么区别，让其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侵权损害后果去投保公共职业险没有什么不应该的理由。

我们无须再多言些什么，因为我们对国家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已经表述的比较清楚了。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与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比，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更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比较好的赔偿实施办法也是有的，关键是看代行国家意志的人有没有决心去推行而已。


2006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