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施《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产品（注、输器具）生产实施细则》的通知

上一篇: 关于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
下一篇: 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政府


襄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22号




　　《襄阳市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12月16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别必雄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襄阳市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合理利用户外广告资源，美化城市市容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9号）、《湖北省户外广告管理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18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直接或间接地介绍商品或服务的下列广告：
　　（一）利用公有、自有或他人所有的建（构）筑物、场地、空间等设置的路牌、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电子翻板装置、灯箱、实物模型、布幅、招牌以及张贴广告；
　　（二）利用车、船（包括各种水上漂浮物和空中飞行物）等交通工具设置、绘制、张贴的广告；
　　（三）以其他形式在户外设置、悬挂、张贴的广告。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指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鱼梁洲经济开发区、隆中风景名胜区，下同）户外广告的设置及管理活动。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市区户外广告的设置管理工作，对户外广告的设置地点、外型进行核准，并负责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组织实施本办法；各城区（开发区、风景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大队）负责对辖区内户外广告实施具体执法监管。
　　市工商、规划、建设、交通、质监、安监、财政、公安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户外广告设置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规划编制和设置要求
　　

　　第五条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包括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和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
　　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由市城乡规划局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应对全市户外广告的总量和布局进行控制，确定允许或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路段、区域及规划指引。
　　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根据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会同市工商局按法定程序组织编制，经市规划局审批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应明确户外广告的设置地点、位置、形式、规格及色彩等具体要求。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应按原审批程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户外广告设置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安全规范、文明美观的原则，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影响建筑安全，不得影响消防通道。
　　第七条　户外广告设施应符合节能与生态环保要求，提倡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户外广告设置规范按住建部《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CJJ149-2010）执行。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一）利用交通信号设施、交通指路牌、交通标志牌、交通执勤岗设施、高架轨道隔声窗（隔声墙）、道路及桥梁防撞墙与隔声窗（隔声墙）等设置的；
　　（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三）在国家机关、文化教育场所、文物保护单位、名胜风景点和城市标志性建筑及其建筑控制地带设置的；
　　（四）利用危房、违章建筑或可能危及建（构）筑物和设施安全设置的；
　　（五）利用行道树或侵占、损毁绿地设置的；
　　（六）利用临街建筑物、玻璃幕墙或窗户设置的；
　　（七）妨碍生产和人民生活，损害市容市貌或建筑物形象的；
　　（八）妨碍残疾人专用设施使用的；
　　（九）在内环线以内设置大型高立柱广告和灯杆广告的；
　　（十）设置过街横幅广告的；
　　（十一）有悖社会公德和良好风尚或有损城市文明形象的；
　　（十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禁止设置的其它情形。
　　上述禁止性规定应在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中予以明确规定。
　　第九条　利用广场、市政设施等公共资源设置户外广告的，其户外广告设置权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方式取得。招标、拍卖方案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会同财政、建设、国土等相关部门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公共资源户外广告设置权的出让收入全额上缴财政，专款专用。

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十一条　设置户外广告应向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申请办理市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证书，未办理市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证书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第十二条　申请设置户外广告，申请人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
　　（二）户外广告设置人和广告主的营业执照或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经营资格证明文件；
　　（三）发布户外广告的场地或者设施的使用权证明；
　　（四）广告真实彩色环境效果图，A4大图2张、5寸小图2张（同一底版）；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其中，在中心城区设置户外广告的，还应提供市规划局根据《市区广告规划导则》出具的选址意见和规划设计条件。
　　第十三条　申请户外广告设置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申请人向市行政服务中心城市管理执法局窗口提出设置申请，提交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相关材料；
　　（二）市行政服务中心城市管理执法局窗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受理申请；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请人进行补正；
　　（三）受理申请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应组织相关人员对申请设置场所进行现场勘察，并于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符合设置要求的，作出许可决定，核发市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证书；不符合设置要求的，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四）取得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证书之日起，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在三个月内完成户外广告的设置，并将验收资料与相关文件合并为户外广告设施工程档案，交市行政服务中心城市管理执法局窗口备案。
　　同时，申请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发布户外广告的其他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国道、省道、县道及交通部门列养的乡道及其两侧建筑控制区内和高速公路及其用地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的，设置人应事先经有批准权限的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进一步规范市区公益宣传广告设置管理,主要公共场所公益宣传广告达到广告总量的20%以上。
广告设置人、经营业主都有支持发布公益广告的义务，发布公益广告需征用广告位时应给予配合。
　　第十六条　因举办大型文化、旅游、体育等公益活动或商品交易会、展销会等需设置临时户外广告的，除需提交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一）、（二）、（三）、（五）项材料外，还需提供有关部门批准举办活动或交易会、展销会的文件及临时户外广告设置形式、范围和期限的书面说明。
　　第十七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电子显示屏（牌）一般不超过六年。期满需延长设置时间的，应于期满前三十日内向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办理延期手续。期满后不再设置或申请延期未获批准的，设置人应于期满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组织强制拆除，费用由设置人承担。
举办临时性活动，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的，应于活动结束后2日内拆除。
　　第十八条　户外广告许可设置期未满，因城市建设等原因确需提前拆除的，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应书面通知设置人限期拆除。因拆除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建设单位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九条　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变更批准设置事项的，设置人应当到原审批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倒卖或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书。

第四章 设计、施工及验收
　　

　　第二十一条　户外广告设施应由具备相关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结合建筑整体布局、建筑物立面及周边环境要求进行设计。
　　户外广告设施一般采用钢结构形式，其钢结构的选型、布置和构造应便于制作、安装和维护。
　　户外广告设施应符合国家建（构）筑物结构荷载、防雷、防风、防火、抗震、电气等安全要求。使用电子显示装置的，应科学控制其亮度、声响等，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灯光、噪声等污染。
　　第二十二条　户外广告设施应由具备建筑、钢结构工程专业施工资质的企业，按设计图及标准要求进行施工。
　　施工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地点、时间、形式、规格、材质等要求进行，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按照原许可程序办理设置变更手续。
　　施工应严格执行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保证施工安全和设施牢固。
　　户外广告右下方醒目位置标明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证书和户外广告登记证书的证号、设置者、使用期限（霓虹灯广告除外）。
　　第二十三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工程竣工后，应由设置人向市行政服务中心城市管理执法局窗口申请验收，由市城管局会同工商、规划等相关部门组织验收。
　　验收应由设置、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共同参与。在验收时应按《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要求做好测试数据和验收意见的记录并签字确认。
　　验收资料及提交的申请资料合并为户外广告设施工程档案（一式两套），由设置人和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分别保存。
　　中小型户外广告设施的建设，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由各城区（开发区、风景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大队）纳入日常监管范围。

第五章　检测和维护　　

　　第二十四条　户外广告设置人是户外广告设施维护、管理的责任人。
　　设置人在设置期内，应每年进行安全检测，以确保在使用期内的安全。未经检测合格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可继续使用。对设置期内的户外广告设施的结构进行变动后，设置人应重新进行安全检测。
　　设置人应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在可能出现恶劣气象条件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不出安全责任事故。
　　第二十五条　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加强日常维护管理，保证户外广告整洁、完好、美观。户外广告出现画面污损、严重褪色、字体残缺等影响市容市貌情形的，应及时维修、更新；配置夜间照明设施的，应保持照明设施功能完好；设置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灯箱等设施的，应保持画面显示完整；出现断亮、残损的，应及时维护、更换，并在修复前停止使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违法设置户外广告，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查处。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由于设置人的过错，导致户外广告倒塌、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设置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侮辱、殴打或阻挠户外广告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户外广告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未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或者在户外广告管理工作中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负责解释。门店招牌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梅瑞琦*


［案情摘要］
　　原告：Ｊ等15人
被告：Ｈ、Ｗ、Ｗ1、Ｗ2
第三人：Ｌ
Ｈ、Ｗ系夫妻关系，Ｗ1、Ｗ2系Ｈ、Ｗ之子。1990年下半年至1993年11月，Ｈ以“打会”形式进行民间融资活动，先后收取Ｊ等15人的“会款”126639元。后因发生“炸会”，Ｈ欠Ｊ等15人的“会款”不还。为此，Ｊ等15人分别向Ｓ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Ｈ归还“会款”。从1993年12月至1995年3月，Ｈ欠Ｊ等15人上述欠款纠纷案，经法院审理先后生效，分别进入执行程序。其间，法院将Ｈ夫妇的房屋予以扣押，并在其门上张贴了执行公告。同时，法院书面通知Ｓ县房地产公司，要求其不得为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此后，Ｈ之子Ｗ1、Ｗ2提出，我们是家庭房产合伙共有人，家庭财产已经分家析产，且已将房屋卖与第三人Ｌ，并作了房屋过户登记，执行程序因此中止。Ｊ等15人又向Ｓ县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Ｈ、Ｗ将所属房屋以“房产分割”方式赠与给被告Ｗ1、Ｗ2的行为侵害了我们对被告Ｈ的债权，要求确认该行为无效，并要求确认被告Ｗ、Ｗ1、Ｗ2与第三人Ｌ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
被告Ｈ未作答辩。被告Ｗ、Ｗ1、Ｗ2答辩称：房屋系我们与Ｈ共建，分家析产是合法行为，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也是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的。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Ｌ述称：买卖房屋手续是通过Ｓ县房产交易部门办理的，行为合法有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Ｗ、Ｈ夫妇共建房屋13间，产权登记在Ｗ的名下。当时，对家庭建房，Ｗ1、Ｗ2均未投入资金。1993年下半年，Ｓ县“打会”活动先后“炸会”，被告Ｈ为了逃避债务，经常外出躲债。1993年11月５日，Ｗ、Ｈ夫妇与其子Ｗ1、Ｗ2达成分家析产协议，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13间房屋分给其子Ｗ1、Ｗ2各5间，Ｗ、Ｈ夫妇留了3间东屋。四被告就析产协议到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1994年元月13日，Ｗ、Ｗ1、Ｗ2分别领取了分割后的房屋所有权证。1996年5月，Ｗ父子与第三人Ｌ协商买卖该栋房屋，其售价明显低于一般市场价。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仍与Ｗ父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判决要旨］
Ｓ县法院认为：房屋产权属于Ｗ、Ｈ夫妇所有，Ｗ夫妇在Ｈ欠Ｊ等15人巨额“会款”未能清偿的情况下，与其子Ｗ1、Ｗ2的“分家析产”行为实为财产赠与行为，此分割房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居住，而是为了变卖，该行为侵犯了Ｊ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无效民事行为。Ｗ、Ｗ1、Ｗ2与Ｌ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在Ｗ、Ｈ无效赠与房屋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并是在Ｊ等15人诉Ｈ欠款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后发生的，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Ｗ、Ｈ家的房屋已予以扣押，并将扣押令、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明知而仍为该房屋办理了过户手续，其行为无效，据此认定Ｗ、Ｗ1、Ｗ2与Ｌ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与1996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Ｈ、Ｗ、Ｗ1、Ｗ2之间的家庭房产分割行为无效，其产权归被告Ｗ、Ｈ夫妻所有。
（二）被告Ｗ、Ｗ1、Ｗ2与第三人Ｌ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被告Ｗ、Ｗ1、Ｗ2分别退还第三人Ｌ购房款8000元、38000元、36000元。共计82000元。
（三）第三人Ｌ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房屋内所有物品搬出，房屋退还给Ｗ。
宣判后，Ｗ、Ｗ1、Ｗ2不服，上诉于Ｓ市中级人民法院。Ｓ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１］

［评析］
本案的审理法官认为本案涉及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而在当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确立该项制度，因此，本案的审理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第（7）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的规定，对本案采取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来处理。我们应该认为，在当时的立法情况，本案的审理法官作如此判决是值得肯定的。由于我国法律中的无效合同制度与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重合，并且本案实际上暗含了民法理论中的债权人撤销权理论的运用，因此有论者认为本案判决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撤销权理论进行审判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判例。［２］
1999年制定颁布的我国合同法，不仅重新确定了我国无效合同制度，而且在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依据。由于债权人撤销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亦发生重合，因此就发生了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如我国有学者认为一些第三人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可能同时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因为撤销权行使的一个要件是，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所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使其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而这一行为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即债务人与恶意第三人通过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该学者并且认为在此情形，债权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３］此种观点有其一定道理，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还是无效合同制度，为其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了解上述两项制度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各自的适用作正确的理解，从而弄清它们之间是否存有一清晰的界限。只有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解决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
本文拟针对本案，在现行法的框架下探讨如下问题：

一、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解释适用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得以诉的方式向法院提起，所以又称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但是其并非诉讼法上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上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成为我们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依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损害其债权时以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权利，从而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权人在如下情形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一为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但是，由于我国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在实践中运作较为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债权人撤销权的学理进行解释适用。
大陆法继受了罗马法的观念，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有偿行为的撤销，以债务人的恶意为成立要件，以受让人的恶意为行使要件；无偿行为的撤销，不要求主观要件。我国合同法基本上采取了大陆法的做法，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而损害债权时，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不以债务人的主观恶意为构成要件；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而有害于债权时，必须要求受让人有恶意，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不过，此时应否要求债务人的恶意，该法条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学者认为在解释上宜作与大陆法相同的解释。
１、债务人的恶意。债务人的恶意，是指债务人为诈害行为时，须明知其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诈害意思，在学说上向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分歧。依观念主义，债务人须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其行为可能引起或增加其无资力状态为已足。法、日民法采此种主义。依意思主义，债务人在行为时须有诈害的意思。德、瑞民法采取此种主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仅须债务人有消极的认识即可，而后者除须有消极的认识之外，还须具有积极的意欲为必要。债务人的恶意以其行为时为准。行为时不知，而后为恶意的，不成立诈害行为。至于其不知是否出于过失，则在所不问。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我国债权人撤销权制度采取观念主义还是意思主义，但是按照我国多数学者的意见，应以观念主义为妥。债务人在从事低价转让行为时，明知转让的价格属于明显的不合理价格，且客观上有害债权，就可以认定债务人主观上具有损害债权的恶意。债务人明知会损害债权人的权利，以知有害于一般债权人的权利为已足，无需知有损害于行使撤销权人的权利。
２、受让人的恶意。受让人的恶意，是指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受让人的恶意采取观念主义，即不以受让人具有诈害债权的意思为条件。至于受让人是否知道债务人的恶意，亦在所不问。但是，关于受让人恶意的内容，我国学者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４］：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只需要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便构成恶意；另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不仅要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而且要知道此种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才构成恶意。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来看，应以第二种观点为是。但是，要求债权人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对于债权人而言，则未免过苛。因此，只要债权人举证证明受让人于受让时知道债务人是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即可推定受让人亦知债务人的该转让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３、转得人的恶意。一般认为，转得人的恶意，是指由受让人直接或间接取得债务人行为标的物的转得人，于转得时知悉债务人与受让人间之行为，为有害债权的行为，而不以知悉债务人及受让人的恶意为必要。关于债权人得否针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我国学者存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须分别情形论之，受益人为善意时，纵转得人为恶意，亦不得撤销之。受益人为恶意，于受益后，无偿让与转得人时，不问转得人是否恶意，均得撤销之。若为有偿，则以转得人亦系恶意者为限，始得撤销。”［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受益人与转得人间，或转得人与相继转得人间的行为，不在撤销之列，仅转得人或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仅转得人或相继转得人于转得时，如知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或无偿行为有撤销原因者，债权人始得声请法院命其回复原状。”［６］但是，假如我们依照我国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则上述两种观点实质上为同一种观点，他认为，“所谓对于转得人亦得行使撤销权，即谓债权人对于恶意转得人之关系，得撤销债务人之有害行为，而请求债务人财产之返还，并非撤销转得人与受益人间之行为。”［７］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８］虽然我国合同法第74条对此并未做出规定，但是通说认为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９］，自以采绝对说，在理论上始为一贯。［１０］并且，如果允许债权人对转得人行使撤销权，作为一种债权的权能的撤销权事实上将会发生一种物权的效力，［１１］从而使得债权与物权的界限发生混淆，并可能会严重损害交易安全。因此，我们认为撤销权的行使，对于转得人的效力，为撤销效力的对抗问题。法律为保护转得人，以转得人为恶意时始得以撤销效力对抗之，如为善意，则撤销效力不及于转得人。由于我国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撤销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转得人仅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仅要求转得人于占有动产时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而且尚须符合其他要件，于转得人较为苛刻，转得人不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就必须返还财产与债务人。本文认为，撤销权行使之后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效果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不应取决于法律又无明文规定，而应综合无效法律行为当事人造成的权利外观、权利外观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善意第三人主观信赖程度来加以判断。因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应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转得人仅须具备善意要件，而无须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全部要件。
在本案中，存有如下几个法律关系：（1）Ｊ等15人与Ｈ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Ｈ（Ｗ）与Ｗ1、Ｗ2间的赠与关系；（3）Ｗ（Ｈ）、Ｗ1、Ｗ2与第三人Ｌ间低价转让财产的买卖关系。债务人Ｈ在执行程序中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即其已经陷入无有资力的境地，为逃避债务，先是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转让与Ｗ1、Ｗ2，后又将财产低价转让与第三人Ｌ，显然其行为已经对Ｊ等15人的债权造成损害。依照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在债务人Ｈ低价转让其财产时，债权人Ｊ等15人仅须证明受让人Ｌ知道债务人Ｈ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就可推定受让人Ｌ具有恶意，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即转得人Ｌ不能证明其对于诈害债权的行为没有认识，Ｊ等15人即可行使撤销权。在债务人Ｈ无偿转让其财产时，债权人Ｊ等15人无须证明受让人Ｗ1、Ｗ2的恶意即可撤销其所为的无偿行为。在转得人Ｌ非为善意第三人时，债权人Ｊ等15人撤销债务人Ｈ的有偿行为的效力及于转得人Ｌ，其须返还财产与债务人Ｈ。

二、无效合同的解释适用
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需要强调的是，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或其所从事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我国学者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以伪装行为为必要，既可以以当事人通谋为之，也可以一方单独为之。［１２］我国合同法将当事人通谋为虚伪表示作为无效处理，与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立法相一致，诚值赞同。但是，我国合同法将单独虚伪表示一律作为无效处理，显然值得研究。单独虚伪表示，亦称心中保留，指表意人保留真意于自己心中，而未与相对人通谋。按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理论与立法，“表意人无欲为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无效。但其情形为相对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１３］由此可见，在相对人不知表意人为虚伪意思表示情形的，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不适用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进而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在当事人一方单独为虚伪意思表示的，不应一律使之归于无效，而应区别相对人的知情与否来决定是否适用无效合同的规定。一般认为，因通谋虚伪表示与单独虚伪表示而引起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恶意串通中的恶意系指意思主义的恶意，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的受让人的恶意不同。关于“恶意串通”的内容，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恶意串通”实质上就是通谋，它既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以真实意思表示为之，也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从而认为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存在交叉重合，认为二者都存在伪装的可能和目的违法的情形，其区别仅在于，恶意串通以通谋为必要，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伪装行为为必要。［１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恶意串通行为中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１５］从“恶意串通”的文义来看，应不限于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为真实，也应包括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的情形。但是，我国合同法的这种立法技术是不可取的。就一个完备的立法而言，其法律条文下列举的各项具体情况，就其单独的各项而言，应是互相独立，即不存在包容的关系，也不存在交叉的关系；就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应能涵盖所有符合条件需要接受调整的情况。［１６］由于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不完善，如何解释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就成为问题。本文拟结合本案对此进行说明。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其子Ｗ1、Ｗ2，在该行为中，被告Ｗ1、Ｗ2在对家庭建房未投入资金的情况下，辨称房屋系其与Ｈ共建，则可推定其与Ｈ间存有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的情形。债权人Ｊ等15人可依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的规定主张该赠与合同无效。如债权人Ｊ等15人若欲依同条第3项的规定主张无效，则尚须证明Ｈ与Ｗ1、Ｗ2恶意串通后为虚伪表示行为，而则对于债权人而言，较为困难。债权人Ｊ等15人主张债务人Ｈ与被告Ｗ1、Ｗ2间的赠与合同无效，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由于第三人Ｌ明知该房已被法院扣押，而仍与Ｗ1、Ｗ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显然不属善意第三人，因而该无效的法律效果可对抗之。另外，在本案中，债务人Ｈ（Ｗ）将房屋低价转让与恶意第三人Ｌ，尚不具备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与第3项的规定，除非债权人能证明恶意第三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或者证明第三人Ｌ于受让时与债务人Ｈ（Ｗ）通谋为虚伪表示行为。
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因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或第３项的规定而有所不同。如适用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将导致第59条的适用。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依此规定，在本案中，受让人Ｗ1、Ｗ2与债务人Ｈ恶意串通，损害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第三人”。此所谓之“第三人”究竟所指为谁？按照词义解释的同一性，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的行为侵害了“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此处的“第三人”应指债权人Ｊ等15人，即受让人Ｗ1、Ｗ2应将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Ｊ等15人。如此法律后果，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而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３项的规定，则不会发生如此无稽的法律后果。但是，由于本案不符合第3项的规定，因而无有第58条适用的余地，而适用第52条第2项的规定，虽能保护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却将导致适用第59条的规定，从而发生上述难以理解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文认为将本案作为无效合同处理，从其法律效果上而言，并非妥当。
在本案中，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间恶意串通所为的无偿转让行为，损害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利益。但是，该行为是否可以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仍有疑问。这就涉及到第52条第2项规定中“第三人”的解释问题，此问题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间的界限有关。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界限
法律行为之撤销，有因意思表示瑕疵的，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可撤销法律行为；有非因意思表示瑕疵的，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从广义上看，二者都属可撤销之法律行为，而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也属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１７］本文从广义上的可撤销合同的角度进行论述。
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合同成立制度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治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我国合同法对于欠缺一定生效要件的合同，依其欠缺的程度与瑕疵的性质，分别予以不同的评价，将有瑕疵的合同在效力上区别为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效力未定合同。民法对不合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何以会作出无效、得撤销、效力未定乃至完全有效的规定，此乃立法政策上的问题，亦即视其所欠缺要件的性质如何以为决定，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利益、当事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１８］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无效合同因其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１９］，瑕疵程度最为严重，因此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一律使之自始的、当然的、确定的不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欲追求的法律后果。可撤销合同因其违反私益，瑕疵严重程度次之，因而使之可撤销，以使当事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维持合同的效力，并设一定撤销权行使期间，使得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早日确定。效力未定合同因其在程序上欠缺他人的同意，瑕疵程度较为轻微，因而使之暂时不发生效力，以使第三人得以以自己意识决定是否使该合同发生法律上确定的效力。［２０］因此，在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原因的划分上，我们必须贯彻这一标准。
任何法律的制定或多或少都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维护私人利益其目的亦在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亦需通过保护私人利益而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个别法律规定的解释适用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没有区别的必要或可能。在无效合同的规定中，应认为其无效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在可撤销合同中，应认为其可撤销原因为违反法律对私人利益的维护。应予特别强调的是，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效力未定的，并非取决于法规范所保护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人数多寡，而是取决于法规范所涉及的利益性质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通谋虚伪表示，是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不表示内心真意的假装实施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关于基于通谋虚伪表示所订立合同的效力，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法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行为之社会的、经济的效益，因而无效。［２１］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虚伪表示所订立的合同因其违法立法政策上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而归于无效。而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因其所侵害的仅仅是债权人特殊的、个别的私人利益。若认为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诈害债权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利益与交易秩序，那也仅仅是间接的、反射的结果。因此，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为真意表示，诈害债权所订立的合同应认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以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维持该合同的效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致受到无限度的突破。
依据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立法政策，无效合同因当事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因而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法律强制规定其为自始、确定无效。可撤销合同则因违反个别的私人利益，因而法律允许具有撤销权之人依其自己的意思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以使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但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２项的文义，该项规定对于本案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通谋后为真实意思表示行为的情形也有适用的余地，这显然是与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相违背的。因此，在现行法框架下，我们应对此项规定做出目的性限缩［２２］解释，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所指的“第三人”并非指个别的私人，而是泛指一般的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鉴于无效合同的原因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应对本文第二部分的观点进行修正。债权人Ｊ等15人如果不能证明债务人Ｈ（Ｗ）与受让人Ｗ1、Ｗ2间所为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及与受让人Ｌ间所谓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行为，就不能适用无效合同的有关规定，尽管其恶意串通所为的行为损害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Ｊ等15人的权利。此时，债权人Ｊ等15人只能援引合同法第74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来加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