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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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2号
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2号
海关总署2011年3月23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省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暂行办法》（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0号），其中规定离岛旅客购买单价在5000元以上的免税品，海关以依法确定的完税价格计征税款。根据海关总署2007年第25号公告的相关规定，对离岛旅客购买单价5000元以上的商品，海关以离岛免税商店商品零售价格作为完税价格计征税款。
特此公告。
二○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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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翁氏八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广西翁氏八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柳市民三初字第1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6）桂民三终字第35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竞业禁止是一项约定的义务，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自由就业的一种限制措施，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后在竞业禁止协议或含竞业禁止条款的劳动合同中予以约定。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须具备主体、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多项要件。
三、基本案情
原告翁氏物流公司是从事物流综合服务的公司。2002年8月3月至2004年1月，被告胡某任翁氏物流公司副总经理、营运中心总监等职务。2004年5月，胡某向翁氏物流公司辞职，同年7月，温某与潘某、覃某等四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南宁三零运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道路货物运输等。胡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后翁氏物流公司以胡某违反竞业禁止约定，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为由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法院审理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翁氏物流公司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胡某获取其管理诀窍，利用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并对其经营活动造成了不正当的妨害，故不能认定胡某侵犯了翁氏物流公司商业秘密；胡某虽曾担任过翁氏物流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任有关部门经理，但公司的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仍属于公司的聘用人员，故胡某无须承担法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同时，胡某虽然在离职后与他人成立了与翁氏物流公司属于同行业的南宁三零运输有限公司，但是翁氏物流公司原来并没有就有关竞业禁止问题与胡某进行约定，并且也没有按照劳动部的有关规定实际支付给胡某相应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因此，胡某也无须承担约定竞业禁止义务。综上，法院最后判决驳回了原告翁氏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
翁氏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其理由是：胡某侵犯了翁氏物流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违反竞业禁止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经理”仅指总经理不符合立法原意，根据2006年新《公司法》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包括副总经理在内的管理人员，胡某作为翁氏物流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受公司法约束，不得自营与任职公司同类业务。胡某则答辩称自己没有在在职或离职期间侵犯翁氏物流公司的商业秘密，也没有违反竞业禁止的规定。本案不适用新《公司法》的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针对翁氏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胡某的答辩意见，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翁氏物流公司提出的胡某需承担违反劳动合同关于竞业禁止的违约责任以及侵犯其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前者属《劳动法》所调整的范畴，属于劳动争议，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向法院起诉；后者才属于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的范围。而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的诉合并在一起审理，并将两个不同的程序合并为一个程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故法院另行裁定驳回翁氏物流公司请求判令胡某承担违反劳动合同关于竞业禁止约定的违约责任之诉。
关于胡某是否侵犯翁氏物流公司商业秘密的问题。本案中，翁氏物流公司在一、二审期间都未能说明其拥有何种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信息的内容、范围以及其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故无法认定其商业秘密的存在。同时，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胡某采取了何种不正当手段侵犯了该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翁氏物流公司未尽举证责任，没能证明其商业秘密的存在也未能证明胡某的行为构成侵权是正确的，胡某没有侵犯翁氏物流公司的商业秘密，因此也不应承担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
综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在本案中，翁氏物流公司主张胡某侵犯了其商业秘密，并违反了法定的竞业禁止规定，但最终却因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商业秘密的存在，也因对于竞业禁止的错误理解，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上个案例中，我们已经对保密义务与竞业禁止的关系作了简单的分析，本案中，我们将对竞业禁止进行进一步探讨。
竞业禁止又称竞业避让，是指用人单位为保护其商业秘密，要求劳动者在离开该单位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到与其从事相同或类似经营活动的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开办企业，与原用人单位从事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活动的一种法律措施。用人单位采取竞业禁止措施的方法包括：在劳动合同中或保密协议中规定竞业禁止条款，制定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以及与员工签订单独的竞业禁止协议。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条款）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竞业禁止的主体。根据《劳动合同法》，竞业禁止的义务主体一般应限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在实务中，很多企业却不论劳动者所在岗位、知识技能以及是否能接触到企业的商业秘密，一律都与之签订竞业禁止协议。这种做法是对企业资源的浪费，更是对人才流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在诉讼中，法院一般认定与只具有普通技能且未接触到单位商业秘密的雇员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原则上无效。
（二）竞业禁止的内容。竞业禁止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员工离职后从事职业种类的限制。故协议中应明确企业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企业必须具有现实的商业秘密存在），不能把一般的商业信息、知识技能或经验划入商业秘密；同时，还应明确限制员工从事的具体业务范围、地域范围以及限制期限（根据法律规定，最长不得超过3年），防止企业对离职员工提出过高的要求。
（三）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补偿费的数额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对于补偿费用和支付方式，企业可关注其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是否颁布有相关的地方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规定限制协议约定的补偿费，按月计算不得少于该员工离开企业前最后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约定补偿费少于上述标准或者没有约定补偿费的，补偿费按照该员工离开企业前最后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计算；竞业禁止补偿费应当在员工离开企业后按月支付。用人单位未按月支付的，劳动者自用人单位违反约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尚未支付的经济补偿，并继续履行协议；劳动者未在三十日内要求一次性支付的，可以通知用人单位解除竞业禁止协议。
除上述必备的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还可在竞业禁止协议中对与该协议发生争议时的争议解决方式；或在某些条件满足时协议自动终止；企业依法合并、分立或者终止时，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由变更后的当事人承担或者分别承担履行协议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等情况进行约定，从而尽可能的保护好当事人双方的权利。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证据的采用标准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3期
在不同的司法和执法等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活动中，证据的采用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仲裁、公证、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等活动和诉讼活动的证据采用标准就有所不同；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采用标准也会有所不同；在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证据的采用标准仍然会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还会有不同的具体采用标准。然而，在各种与法律有关的证明活动中，证据的采用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即一般采用标准，包括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这些也就构成了证据采用标准的基本内容。?
一、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然而，这种解释过于抽象，很难在司法和执法实践中作为采用证据的具体标准。?
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性。诚然，由于人脑本身就是物质的高级存在形式，所以存在于人脑中的信息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存在形式无法让他人感知，不符合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随着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文书”已经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证据问题。例如，一些公司企业的日常业务和商务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无纸张文书管理”，那么，存储在计算机硬盘或软盘中的有关文件是不是证据?它们是否具备了证据采用标准所要求的客观性?毫无疑问，这些文件也是证据，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因为它们仅存储在“电脑”中，犹如存在于人脑中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一样，没有以别人可以感知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还不符合采用证据的标准。当然，如果这些文件被“电脑”打印出来，或者在法庭上通过计算机屏幕显示出来，那它们就具备了证据的客观表现形式，也就可以采用了。?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①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例如，某杀人现场上有一把带血的匕首。它自己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吗?否!首先要有人将它从现场上提取并作为证据；然后要有人对它进行检验或辨认，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或嫌疑人的联系。只有当有关专家通过对刀上的血痕或尸体伤口的鉴定结论确认它就是致被害人死亡的那把凶器，或者有关证人通过辨认确认它就是某个嫌疑人的刀时，它才能发挥证明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证据采用标准的范畴，不再赘述。
二、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或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司法和执法实践来说，这种解释显然也太抽象，不具备可操作性，难以作为采用证据的具体标准。不过，证据的关联性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用语言界定的概念。正如华尔兹教授所指出的：“……相关性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用切实有效的方法界定的概念。相关性容易识别，但却不容易描述。”②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某种联系。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与太平洋台风的形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弱但绝对不可否认的联系，因为它们都与空气的运动有关；城市的汽车和乡村的树木之间似乎是毫无关联的，但是仔细分析，人们仍然可以从环境保护、生产生活、物质成分等许多方面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因为它们至少都是共同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的物质。然而，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
另外，人们对证据关联性的认识也会受到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过去被认为没有关联性的东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就具有了关联性。例如，过去人们不知道在人的血压、呼吸频率和皮肤电阻等生理变化和人的说谎行为之间有关联，但是后来的科研成果证明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联系，于是这些心理和生理测试的数据对于有关人员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就具有了关联性。
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例如，一个34岁的被告人在14岁的时候曾经在商店里偷拿过商品的行为对其当前面临的故意杀人罪指控具有关联性吗?一个受贿案件的证人在厕所里听到隔壁有人说该案的被告人曾经受贿多少万元的陈述对证明案件事实有证明性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它们又都不符合采用证据的标准，因为前者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后者的证明性过于微弱。由此可见，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必须具有实质性的证明意义。
综上所述，人们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可以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这主要指各种“人证”。例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对证人能力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因此那些不具备证人能力的人提供的证言即使具备了客观性和关联性，也不能采用；基于同样的理由，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民事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
法律的有关规定。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禁止刑讯逼供，因此使用刑讯手段提取的被告人口供就不具有这种证据的合法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由此可见，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包括主体不合法、形式不合法和程序不合法三种情况。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下的不合法证据也都是证据。我们不能因为一支带有被害人血迹的匕首是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就说它不是证据；也不能因为被告人供述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就说它不是证据。它们都是证据，只不过是不能被采用的证据。
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证据的合法性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譬如在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刑讯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当然具有合法性。另外，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合法性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录音不得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因此，就民事诉讼而言，这种录音证据就不具有合法性，不能采用。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这种规定，所以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谈话录音就具有合法性，可以采用。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①阿尔弗雷德·刘易斯：《血痕弹道指纹探奇》，何家弘译，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柳市民三初字第1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6）桂民三终字第35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竞业禁止是一项约定的义务，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自由就业的一种限制措施，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后在竞业禁止协议或含竞业禁止条款的劳动合同中予以约定。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须具备主体、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多项要件。
三、基本案情
原告翁氏物流公司是从事物流综合服务的公司。2002年8月3月至2004年1月，被告胡某任翁氏物流公司副总经理、营运中心总监等职务。2004年5月，胡某向翁氏物流公司辞职，同年7月，温某与潘某、覃某等四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南宁三零运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道路货物运输等。胡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后翁氏物流公司以胡某违反竞业禁止约定，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为由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法院审理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翁氏物流公司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胡某获取其管理诀窍，利用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并对其经营活动造成了不正当的妨害，故不能认定胡某侵犯了翁氏物流公司商业秘密；胡某虽曾担任过翁氏物流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任有关部门经理，但公司的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仍属于公司的聘用人员，故胡某无须承担法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同时，胡某虽然在离职后与他人成立了与翁氏物流公司属于同行业的南宁三零运输有限公司，但是翁氏物流公司原来并没有就有关竞业禁止问题与胡某进行约定，并且也没有按照劳动部的有关规定实际支付给胡某相应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因此，胡某也无须承担约定竞业禁止义务。综上，法院最后判决驳回了原告翁氏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
翁氏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其理由是：胡某侵犯了翁氏物流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违反竞业禁止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经理”仅指总经理不符合立法原意，根据2006年新《公司法》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包括副总经理在内的管理人员，胡某作为翁氏物流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受公司法约束，不得自营与任职公司同类业务。胡某则答辩称自己没有在在职或离职期间侵犯翁氏物流公司的商业秘密，也没有违反竞业禁止的规定。本案不适用新《公司法》的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针对翁氏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胡某的答辩意见，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翁氏物流公司提出的胡某需承担违反劳动合同关于竞业禁止的违约责任以及侵犯其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前者属《劳动法》所调整的范畴，属于劳动争议，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向法院起诉；后者才属于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的范围。而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的诉合并在一起审理，并将两个不同的程序合并为一个程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故法院另行裁定驳回翁氏物流公司请求判令胡某承担违反劳动合同关于竞业禁止约定的违约责任之诉。
关于胡某是否侵犯翁氏物流公司商业秘密的问题。本案中，翁氏物流公司在一、二审期间都未能说明其拥有何种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信息的内容、范围以及其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故无法认定其商业秘密的存在。同时，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胡某采取了何种不正当手段侵犯了该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翁氏物流公司未尽举证责任，没能证明其商业秘密的存在也未能证明胡某的行为构成侵权是正确的，胡某没有侵犯翁氏物流公司的商业秘密，因此也不应承担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
综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在本案中，翁氏物流公司主张胡某侵犯了其商业秘密，并违反了法定的竞业禁止规定，但最终却因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商业秘密的存在，也因对于竞业禁止的错误理解，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上个案例中，我们已经对保密义务与竞业禁止的关系作了简单的分析，本案中，我们将对竞业禁止进行进一步探讨。
竞业禁止又称竞业避让，是指用人单位为保护其商业秘密，要求劳动者在离开该单位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到与其从事相同或类似经营活动的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开办企业，与原用人单位从事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活动的一种法律措施。用人单位采取竞业禁止措施的方法包括：在劳动合同中或保密协议中规定竞业禁止条款，制定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以及与员工签订单独的竞业禁止协议。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条款）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竞业禁止的主体。根据《劳动合同法》，竞业禁止的义务主体一般应限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在实务中，很多企业却不论劳动者所在岗位、知识技能以及是否能接触到企业的商业秘密，一律都与之签订竞业禁止协议。这种做法是对企业资源的浪费，更是对人才流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在诉讼中，法院一般认定与只具有普通技能且未接触到单位商业秘密的雇员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原则上无效。
（二）竞业禁止的内容。竞业禁止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员工离职后从事职业种类的限制。故协议中应明确企业商业秘密的具体范围（企业必须具有现实的商业秘密存在），不能把一般的商业信息、知识技能或经验划入商业秘密；同时，还应明确限制员工从事的具体业务范围、地域范围以及限制期限（根据法律规定，最长不得超过3年），防止企业对离职员工提出过高的要求。
（三）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补偿费的数额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对于补偿费用和支付方式，企业可关注其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是否颁布有相关的地方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规定限制协议约定的补偿费，按月计算不得少于该员工离开企业前最后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约定补偿费少于上述标准或者没有约定补偿费的，补偿费按照该员工离开企业前最后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计算；竞业禁止补偿费应当在员工离开企业后按月支付。用人单位未按月支付的，劳动者自用人单位违反约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尚未支付的经济补偿，并继续履行协议；劳动者未在三十日内要求一次性支付的，可以通知用人单位解除竞业禁止协议。
除上述必备的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还可在竞业禁止协议中对与该协议发生争议时的争议解决方式；或在某些条件满足时协议自动终止；企业依法合并、分立或者终止时，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由变更后的当事人承担或者分别承担履行协议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等情况进行约定，从而尽可能的保护好当事人双方的权利。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证据的采用标准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3期
在不同的司法和执法等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活动中，证据的采用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仲裁、公证、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等活动和诉讼活动的证据采用标准就有所不同；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采用标准也会有所不同；在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证据的采用标准仍然会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还会有不同的具体采用标准。然而，在各种与法律有关的证明活动中，证据的采用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即一般采用标准，包括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这些也就构成了证据采用标准的基本内容。?
一、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然而，这种解释过于抽象，很难在司法和执法实践中作为采用证据的具体标准。?
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性。诚然，由于人脑本身就是物质的高级存在形式，所以存在于人脑中的信息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存在形式无法让他人感知，不符合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随着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文书”已经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证据问题。例如，一些公司企业的日常业务和商务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无纸张文书管理”，那么，存储在计算机硬盘或软盘中的有关文件是不是证据?它们是否具备了证据采用标准所要求的客观性?毫无疑问，这些文件也是证据，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因为它们仅存储在“电脑”中，犹如存在于人脑中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一样，没有以别人可以感知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还不符合采用证据的标准。当然，如果这些文件被“电脑”打印出来，或者在法庭上通过计算机屏幕显示出来，那它们就具备了证据的客观表现形式，也就可以采用了。?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①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例如，某杀人现场上有一把带血的匕首。它自己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吗?否!首先要有人将它从现场上提取并作为证据；然后要有人对它进行检验或辨认，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或嫌疑人的联系。只有当有关专家通过对刀上的血痕或尸体伤口的鉴定结论确认它就是致被害人死亡的那把凶器，或者有关证人通过辨认确认它就是某个嫌疑人的刀时，它才能发挥证明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证据采用标准的范畴，不再赘述。
二、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或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司法和执法实践来说，这种解释显然也太抽象，不具备可操作性，难以作为采用证据的具体标准。不过，证据的关联性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用语言界定的概念。正如华尔兹教授所指出的：“……相关性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用切实有效的方法界定的概念。相关性容易识别，但却不容易描述。”②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某种联系。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与太平洋台风的形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弱但绝对不可否认的联系，因为它们都与空气的运动有关；城市的汽车和乡村的树木之间似乎是毫无关联的，但是仔细分析，人们仍然可以从环境保护、生产生活、物质成分等许多方面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因为它们至少都是共同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的物质。然而，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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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们对证据关联性的认识也会受到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过去被认为没有关联性的东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就具有了关联性。例如，过去人们不知道在人的血压、呼吸频率和皮肤电阻等生理变化和人的说谎行为之间有关联，但是后来的科研成果证明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联系，于是这些心理和生理测试的数据对于有关人员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就具有了关联性。
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例如，一个34岁的被告人在14岁的时候曾经在商店里偷拿过商品的行为对其当前面临的故意杀人罪指控具有关联性吗?一个受贿案件的证人在厕所里听到隔壁有人说该案的被告人曾经受贿多少万元的陈述对证明案件事实有证明性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它们又都不符合采用证据的标准，因为前者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后者的证明性过于微弱。由此可见，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必须具有实质性的证明意义。
综上所述，人们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可以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这主要指各种“人证”。例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对证人能力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因此那些不具备证人能力的人提供的证言即使具备了客观性和关联性，也不能采用；基于同样的理由，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民事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
法律的有关规定。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禁止刑讯逼供，因此使用刑讯手段提取的被告人口供就不具有这种证据的合法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由此可见，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包括主体不合法、形式不合法和程序不合法三种情况。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下的不合法证据也都是证据。我们不能因为一支带有被害人血迹的匕首是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就说它不是证据；也不能因为被告人供述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就说它不是证据。它们都是证据，只不过是不能被采用的证据。
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证据的合法性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譬如在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刑讯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当然具有合法性。另外，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合法性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录音不得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因此，就民事诉讼而言，这种录音证据就不具有合法性，不能采用。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这种规定，所以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谈话录音就具有合法性，可以采用。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①阿尔弗雷德·刘易斯：《血痕弹道指纹探奇》，何家弘译，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