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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2006年12月1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6年12月1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7号公布 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教育

第三章 预防

第四章 矫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应当坚持教育、预防、矫治相结合的原则，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

各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是协助同级人民政府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机构，具体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学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方面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划和措施，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三）组织、协调、监督有关部门、团体和社会组织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四）研究本行政区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提出对策；

（五）总结、推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经验，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成绩突出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组成，其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具体做好下列工作：

（一）制定并组织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计划；

（二）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通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情况；

（三）协助人民政府检查、督促有关部门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方案，总结、推广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经验；

（四）组织有关部门对实施本条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建议；

（五）推动社区未成年人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和使用。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所需经费予以保障。经费应当用于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社区青少年活动场所、教育基地、工读学校的建设，以及未成年犯帮教、安置等工作。

第二章 教育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证适龄护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证适龄的未成年人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防止未成年人因失学而导致违法犯罪。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从场地、师资等方面保障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接受义务教育。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教育基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辖区内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未成年人参与健康有益的活动。

第九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互联网站等媒体应当宣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播出或者刊登有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公益广告，引导未成年人抵制违法犯罪行为和各种不良行为的诱惑和侵害。

第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进行年度考核，纳入综合考评体系。

学校应当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并指定负责人分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十一条 学校应当聘任兼职法制副校长，协助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并为其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兼职法制副校长应当协助制定法制教育计划，组织法制讲座，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并对有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重点帮教。

第十二条 学校每学期应当组织不少于五个课时的法制讲座，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预防犯罪教育，讲授自我保护知识，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引导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学校应当配备心理辅导教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和帮助。有条件的学校，应当设立心理辅导室。

第十三条 学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指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拒绝不良的网络游戏产品和网络信息。已配置校内网络设施的学校应当配备上网辅导员，并采用安全过滤等技术防止未成年人接触有害信息。有条件的，应当在课外向未成年人开放校内网络设施。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成立家长委员会，健全学校与家长联系的制度，及时反映和了解未成年人的情况，指导、帮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

第十五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经常与受其监护的未成年人进行思想交流，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鼓励、支持未成年人参加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教育未成年人不得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不得阅读、观看、收听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出版物、视听节目等。

第十六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离开未成年人外出务工的，或者未成年人离开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异地上学、生活、工作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不管、不履行监护职责。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强迫、放任未成年人辍学务工、务农、经商、卖艺、乞讨，或者从事违法活动。

第三章 预防

第十七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防止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劝阻，正确引导、规劝其改正，不得对其实施暴力。

第十八条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进行个别教育、帮助，不得歧视，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加强教育、引导。

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组织、参加实施不良行为团伙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该团伙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学校对实施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给予处分前，应当向未成年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说明理由，并听取申辩。处分撤销的，学校应当及时撤出学生个人档案中的处分记录。

第十九条 学校不得开除或者以劝退等方式变相开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不得随意开除或者以劝退等方式变相开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不得随意停止学生上课。

未成年学生退学或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被开除的，学校应当自未成年学生退学或者被开除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出具关于该未成年学生退学或者被开除情况报告，并报送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未成年学生辍学或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被开除的，学校应当告知其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

第二十条 任何人发现有人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一条 公安、教育、文化、工商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学校及其周边环境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维护学校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

公安机关应当在校园周边治安复杂区域设立治安岗亭，有针对性地开展治安巡逻。

第二十二条 中小学校周围二百米范围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营业性游艺娱乐场所以及其它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

禁止流动摊贩在学校内或者校门附近摆摊设点。

第二十三条 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节目、出版物，不得有渲染色情、赌博或者教唆犯罪的内容。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影视作品、游戏软件产品等，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散发含有前款禁止内容的出版物，不得利用通讯、计算机网络向未成年人提供前款规定的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

出售、出租单位应当将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与其他出版物分类摆放。

第二十四条 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应当加强对视听节目的审查，对有展示暴力、凶杀、恐怖的场景、内容，以及渲染犯罪细节和手段的，应当删减、弱化，对电视台是否遵守有关禁播规定进行监督，防止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

第二十五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以及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营业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营业性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机，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开放。

前款规定的营业场所应当在入口、大厅等明显位置设置禁止或者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警示标志，并注明文化行政部门的举报电话。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举报。有关主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记录，依法查处，并对有突出贡献的举报者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或者出售烟酒。任何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烟酒，不得要求未成年人为其购买烟酒。

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警示标志，并注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举报电话。

第二十七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掌握本辖区内失学、失业、失管以及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情况。对本辖区内的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公安派出所应当掌握本辖区内暂住人口中未成年人的就学、就业情况。公安派出所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查处，进行帮教，并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强管教。

对家庭教育失当或者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指导和个别教育。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公共场所管理人员发现未成年人旷课、夜不归宿或者流落街头、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应当规劝、护送其返回住所或者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并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其所在学校。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应当引导、护送其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对于孤儿或者被遗弃的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送其到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

第二十九条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应当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给予临时救助保护，并负责交送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暂时查找不到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延长对其救助和教育的时间；确实无法查明身份的，可由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安置。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应当将救助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管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应当进行心理指导和帮助。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主要街道、集市、码头、车站等公共场所提供救助机构的地点、电话，以及未成年人维权服务电话、报警电话等信息。

第四章 矫治

第三十一条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置工读学校，对有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实施特殊教育，矫正其行为。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工读学校的建设和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工读学校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第三十二条 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由所在学校、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送工读学校学习，接受矫治。

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在学校不能继续学习，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缺乏管教能力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进入工读学校学习。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工读学校对未成年人开展特殊教育。

第三十三条 工读学校除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与普通学校相同外，还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严重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加强法制教育，开展矫治工作，并进行适当的职业技术培训。

进入工读学校就读的学生，原学校应当保留其学籍；符合条件要求转回原学校的，原学校不得拒绝接收；毕业后要求颁发原就读学校毕业证书的，原学校应当颁发。

工读学校毕业的学生，与普通中小学校毕业的学生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四条 戒毒所应当对接受戒毒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分别管理，自愿戒毒场所应当与强制戒毒场所隔离。

解除强制戒毒措施的未成年人，戒毒所应当协助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户口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公安派出所，落实帮教措施，防止其再次吸食、注射毒品。

对于戒毒期满出所的未成年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其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不得歧视。

第三十五条 对于已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或者其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办案机关做好教育工作。

第三十六条 拘留所、看守所、收容教养、劳动教养场所和未成年人服刑场所，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

第三十七条 看守所应当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和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未成年犯管教所、劳动教养所、收容教养所等场所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维护其合法权利，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特点，开展思想、法律、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并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和心理矫治。

未成年犯管教所、劳动教养所、收容教养所等场所应当根据未成年犯和接受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情况和个人其他情况，制定不同的矫治方案。

第三十八条 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被判处管制、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裁定假释的未成年犯，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正。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实行分类管理，个性化教育，采取与其身心发育相适应的矫治措施。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不得歧视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

第三十九条 对于刑满释放、解除教养的未成年人，未成年犯管教所、收容教养所、劳动教养所应当提前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按时将其接回。

第四十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做好刑满释放、解除教养未成年人的安置帮教和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教养未成年人的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帮助、引导其复学、就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财产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督促其履行。

第四十三条 学校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娱乐场所及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营业场所未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处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或者营业性游艺娱乐场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机服务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除罚款外，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经营场所未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标志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文化行政部门、工商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二）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通报后不依法查处的；

（三）利用职务之便，参与、包庇违法行为，或者向有关单位、个人通风报信的；

（四）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二）不良行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

（三）学校是指承担未成年人教育任务的，由地方人民政府设置或者批准设置的全日制小学、全日制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盲童学校、聋哑学校、弱智儿童辅读学校等。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虚假诉讼的本质就是他人把法院作为诉讼工具从而达到合法损害他人利益的目的。[1]因此，虚假诉讼严重的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形象，严重的挤占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虚假诉讼形式多种多样，表现为恶意选择管辖法院，规避对同一当事人的关联性审查，冒名诉讼，捏造虚假案件基本事实以及虚构关键证据等形式。[3]而虚假诉讼危害极大，面对形形色色的虚假诉讼，法律如何应对？

　　一、虚假诉讼防治应立足于证据制度

　　（一）虚假诉讼防治的实体法律应对具有缺陷

　　在现有法律情形下，在实体上应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数主张在民法上建立虚假诉讼的损害赔偿制度，在刑事上主张将虚假诉讼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修改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等犯罪构成要件，增设虚假诉讼罪等。[4]但是显然应然措施太多，而且就刑事手段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明确指出该行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要当手段行为构成犯罪的，才可以依妨害作证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该主张也不足取。

　　（二）预防虚假诉讼的程序预防需要立足于证据

　　（1）虚假诉讼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法院的权威达到某种非法目的，而且虚假诉讼主要侵害和直接损害的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以及法院权威，因而对于虚假诉讼，重要的是排除其对于法院的非法利用，重要的是预防和排查，即立案前的排查以及审理过程中的排除，事后惩治只是最后逼不得已的最后补救措施。但是启动发现、甄别虚假诉讼的程序，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证据，否则就是臆想和猜测，可能无端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2）虚假诉讼的运行需要立足于证据制度。虚假诉讼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发现虚假诉讼，其就和正常的诉讼无异。如果虚假诉讼一旦被发现，其运行就会被终止。因而，开展虚假诉讼靠的是完善的证据，而其被发现和制止仍需要证据的支撑。

　　（3）虚假诉讼的本身特点也需要将防治的立足点放在证据上。如上所述，大多数虚假诉讼或者虚构一定的基本事实，或者直接冒名诉讼，或者直接虚构证据等，[5]而这些虚构的事实也都以证据的事实体现出来。所以，虚假诉讼要继续进行，要发现，要惩治，都需要利用证据。

　　二、证据制度在防治虚假诉讼中的缺陷

　　（一）诉讼法规定诚信原则比较简单

　　现今西方国家的诉讼法中就普遍都规定了诉讼诚信原则，例如，1990年韩国民事诉讼法在第1条中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即法院必须努力促进诉讼程序公正、迅速且经济地进行；对此，当事人和诉讼关系人应当遵从诚实信用的原则予以协力。德国1950年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对违背诚信原则弄虚作假的当事人，可以采取“不利益这评论”，其若违反真实义务而致使诉讼迟延，应承担因延滞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以及第10条规定的恰当原则。所以，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诉讼诚信原则还比较简单，只是做了宣示，具体情况如何，以及惩罚性措施缺失。

　　（二）谁主张、谁负责的原则存在漏洞

　　民事诉讼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规则是国外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法律产物，是追求“法律公正”的标志，同时需要高度发达的法律文化以及较高国民素质与之适应。但我国并非典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也缺乏适用这种规则的国民基础以及文化基础，在我们的国民心目中更加注重的是实质上的公正，更何况国民取证权利并没有随着诉讼模式的改变而相应增加。[6]因而，作为一个原则，除过举证责任倒置外，是否应该有例外，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否则在恶意诉讼中，无辜受害人大多在他人精心设计的证据下无法反驳从而败诉。

　　（三）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严重弱化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并非典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但是在各种因素不断影响下，法官开始安于坐堂审案，开始习惯于依赖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所以，在虚假诉讼中才会出现有的法官该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没有调查取证，该追加的没有追加，该通知证人到庭的没有通知，该审查的没有审查，导致很多串通的证言、伪造的证据被认定，从而形成虚假诉讼。[7]这种情况在两人串通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的虚假诉讼中比较多见。所以，在特殊情形下，须明确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义务，则会明显有利于虚假诉讼的甄别。

　　（四）自认规则以及调解规则缺乏科学操作性

　　在相互串通规避某种不利益或者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虚假诉讼中，通过自认并以调解形式结案的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13条也规定了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但是由于规定的模糊性以及诉讼模式的改变，该条并未引起重视。因而，虚假诉讼便有可乘之机。而在调解中法院也并没有将“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调解的前提来看，从实践来看，案件一旦进入法院，只要当事人愿意调解，就可以进行调解，并不需要查清事实和分清责任。

　　三、应对虚假诉讼，证据制度需要完善

　　（一）完善诉讼诚信和举证诚信原则

　　2012年8月13日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已经在第13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13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依然为我们规制虚假诉讼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是诉讼诚信原则的总则规定，即第13条仍然显得过于简单，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困境，即如果适用，如何说理以及如何处罚都是问题；如果不说理，诉讼诚信原则又是基本原则，也有不妥。所以，在目前国情下，在现有法官压力比较大且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建议司法解释明确诉讼诚信原则的适用对象以及处罚措施。

　　（二）完善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如前所述，作为原则，必有例外情形。而且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该本着公平原则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保持一种动态的责任分配状态，适时合理的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在面对虚假诉讼时，由于其诉讼在本质上是虚假的，当法院对诉讼持有虚假怀疑时，应该赋予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利，可以将举证责任更多的分配于虚假诉讼方，可以规定如果对方对持有的证据不提交而不能合理解释时，做出对其不利的评判等。[8]这样，法官在面对虚假诉讼时，可以充分发挥职权主义模式的特点，掌控诉讼，查核虚假诉讼，为发现以及甄别以及惩治虚假诉讼提供基础，从而不至于成为虚假诉讼当事人的玩偶。

　　（三）强化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力度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即“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明确为：（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可见，我国对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采取的是逐步缩小的严格解释的态度。而在我国诉讼模式逐步从二元模式转化为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由于国民诉讼能力参差不齐以及法律文化缺失，如果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虚化和弱化，如果满足于坐堂问案，那么恶意诉讼、欺诈性诉讼、虚假诉讼、滥用诉讼权利等将会大量发生。[9]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限制缩小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的同时，完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规定，即扩大特定情形下的适用范围并明确具体情形，以及不能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后果，同时将依职权调查取证作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规定下来，如果不履行该义务，也会导致除追究刑事责任以外的其他法律后果，如内部处分等。这样，法院在防治虚假诉讼中才不会出现消极、懈怠，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以及无法可依的局面。

　　（四）完善自认规则以及调解的证据要求